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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作为法官而言，他是法律纠纷的仲裁者。尤其在刑事案件中，在我们这样的大陆法系国家中，因为没有采用西方的陪审制，法官的自由心证尤其关键，一纸判决书可以决定被告的命运甚至生死。在此我们不讨论死刑存废的问题。我想说的只是在中国现有的刑罚体制下，司法工作者究竟是怎样对待生命，又应该怎样对待生命的。北大法学院教授陈兴良主编的《法治的言说》（法律出版社）在对死刑检讨的讨论中举了一个例子：欧洲的一个国家当时还保留死刑（现在欧洲国家全部废除死刑），死刑的执行令是由司法部长签署的。这里的死刑都是夜里在监狱执行。就在签署死刑令的当晚，这个司法部长彻夜未眠。他一想到经过他签署的死刑执行令今晚执行，一个活生生的人经过他的手被执行死刑，心中总是忐忑不安。次日早晨他遇到一位贵妇人。这位贵妇人看他一脸憔悴就询问缘由，司法部长说因为昨晚执行了我签署的死刑执行令，所以一个晚上都没睡好觉。这是这个贵妇就对部长说你真可怜，要签署死刑执行令，而我不用。如果中国的每一个司法人员都能以这样的态度去对待生命，那么有多少人不会因为无辜而枉死，有多少人重新获得了一个仅仅是生存的机会？
现在说说聂母。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她面前的，不是一个人，几个人，是庄重肃穆的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大门，甚至是河北省高院那个更高的门槛。她儿子已经死了12年了。用老百姓的话说，人都死了，争那些还有什么用呢？就算你争回来了，你儿子也不会死而复生了啊？
但是我认为，中国人是讲气节的。由于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从古至今，中国人的血液里从来就不缺乏骨气和尊严的成分。从连“小燕子”都学会的“士可杀，不可辱”，到“人生自古，留取丹心照汗青”，对于士族阶层来说，气节和名誉是比生命还要重要的东西。对于老百姓来说，难道就不是这样吗？我们常常说的“就为争一口气”，也是对自我尊严的捍卫和追求。对于聂母来说，她了解儿子，老来丧子，白发人送黑发人，这已是人世间莫大的哀事。可儿子的死却是背着一个杀人强奸的罪名！她心中的怨恨又如何才能平复呢？
但是对于法院来说，让聂案平反，等于自己抽自己一个耳光。虽然事情发生在十年前，但是身为堂堂一个法院，身为捍卫法律的战士，他怎么能有错呢？如果有错，那法院的面子往哪儿搁？
早在两千多年前，遥远的爱琴海孕育的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明，也催生了自然法的观念。法被认为是一种善，一种理性的体现。它的目的是谋求人的幸福。法学人，包括司法机关人员，我们的职责，我们的目的就是对法负责，对善负责。试问在哪一个法制健全，拥有良法的国家在证明误判的压倒性证据下仍然固执己见，甚至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对被害人的家属百般阻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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