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案中的公平竞争应该是指：在当地公共客运服务领域，不同的经营者应该在相同的法律背景之下进行竞争。例如：运营资格、运营范围、税费负担等等。其实，不同的经营者未必应该在各方各面都必须求取一致才是公平竞争。个体运输户，独立经营，自负盈亏，是标准的市场经营主体。而公交总公司，则要承担国家对普通市民出行提供保障性服务的职能。国家可以不关心市民是否乘坐的起出租车，但是必须关心市民是否乘坐的起公交车。公交车已经不是简单的代步工具，而是国家对市民出行的保障性制度。基于保障性，其收费必然不同于市场价格，不是成本收益、供求关系的计算结果，而是由市民支付能力单方面所决定的。微利或亏本可能会导致公交总公司难以为继，经营收入的减少不应由独立运作的公交总公司来承担，提供保障的是国家，而不是公交总公司。与市场价格的差距，应由政府来买单——填平。公交总公司免缴、少缴（跨行公路在十公里以内的按三分之一计征）规费，就是这样的具体措施。在自身的社会属性这一点上，个体运输户与公交总公司是永远无法——取得一致的。不公平竞争，也由于缺少了可比性而无从谈起。
　　但是，公交总公司在特定道路上的运营资格是需要绝对服从法律的。在这一点上，与个体运输户没有差异性可言。但是经审批之后，公交总公司即可开通与原告相重叠的线路。法律并不会禁止公交总公司提出相应申请，而且其申请极有可能得到批准。经审批之后，即使出现运营线路重叠，也不会被认为是不正当竞争。运营线路重叠不是构成不正当竞争的充要条件。运营线路重叠必然会带来对原有经营者的经济利益的冲击，这是正常的市场竞争局面，也与不正当竞争无关。原告假如企图通过此次诉讼，达到“屏蔽”公交总公司进入自己的既有市场的目的（也只有这一目的对原告来说才具有真正的价值），是注定要失败的。如果仅仅是只能达到“要求城区交通局对公交总公司进行处罚并追缴违法所得”的目的的话，原告真是——错打了算盘。
　　九、问题：《会议纪要》到底是抽象行政行为，还是具体行政行为？
　　粗看，《会议纪要》是为了解决一个特定的实际问题（公交资源之争）而形成的。给人一种“一事一议”的感觉。实际上，《会议纪要》的主要内容（1、扩大城市公交的范围；2、城市公交免缴规费。）就是改变原有法律、规定的行为。此两项内容具有：1、对象不特定（涵盖公交的任意线路）；2、可反复适用（不仅适用于现有线路，也适用于未来发展的线路）。在本质上是规则的创制行为（当然其内容、制定程序皆是违法的），而不是具体行政行为。因此不可诉。原告极力主张《会议纪要》为具体行政行为，实属无奈之举，否则本案不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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