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文革”刚结束，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当时提出的口号就是“效率优先，兼顾公正”，发展经济是压倒一切的，“公正”这个问题就放在第二第三位了。另处，中国人几千年来都有一种权大于法的观念，法是为权利服务的。
老师说：“这三个基础都没有，你怎么搞成行政法，你吃饭都成问题。”
那时确实是没有基础，没有土壤，但我觉得是可以改善的。龚祥瑞先生也想搞行政法，但他不抱太大希望，毕竟中国权大于法的观念有几千年的历史。
法院讨好政府，政府会看不起法院
记者：在1989年通过《
行政诉讼法》前后，当时国民对“民告官”的态度、观念如何？那时候“民告官”的环境是怎样的？
姜明安：1989年4月4日颁布《
行政诉讼法》，如果再晚两个月恐怕就很难出来了。当时有很多反对的声音，“左派”的人认为这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务实派也反对，认为现在是集中力量发展经济，如果老百姓告政府，就会影响经济发展。
《
行政诉讼法》实施以后，还有很多人不理解：“有些原告本身就有问题，怎么敢跑到法院来告？”《
行政诉讼法》不是审查原告有没有违法，而是审查被告政府有没有违法。当时四川夹江县有一个案子，一个人造灭蚊器，使用了别人的商标，侵犯了商标权。结果技术监督局把这个厂子封了。当事人不服，认为这是工商局管的事，而不是技术监督局管的。当事人告到法院，结果法官受到当地政府的批评：“你怎么让造假的告打假的啊？”
行政诉讼本来就是被处罚人告处罚人的，不让人告哪还叫行政诉讼啊？即使是打假，是不是归你打假，你有没有遵守法律程序，不能想打就打。
《
行政诉讼法》颁布了以后，不仅官员不理解，有些媒体都不理解，好多老百姓也不理解：“这个东西好是好，估计没什么用，胳膊拧不过大腿，鸡蛋碰石头，我告得赢政府吗？”
很多老百姓不去告，能忍就忍了。有人告赢了，也是“一把赢，把把输”。你打赢了，你还是受他管。比如，打赢卫生局了，你开个饭店，他天天叫几个大盖帽坐在你饭店里，就没有人到你饭店吃饭了。当时没多少案子进入法庭，一年就几千件案子。
记者：现在，“官”、“民”对“民告官”的观念又是怎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