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与环境：回顾与展望（修订版）
张一粟
【全文】
一、导论
在过去大约五十年间，我们对人权的理解和界定确实在不断发展。人权在本质上被认为是人之所以为人所拥有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因而，它不是以公民资格、种族、肤色、宗教信仰、文化程度、财产状况等为基础，简言之，人权是普遍的，必须得到所有社会和政府的尊重，即如1993年在维也纳召开的联合国世界人权会议所简明表述的：“所有人权都是普遍的、不可分离且相互依存、相互关联。”[1]
1948年，联合国首次承认了人权的存在，即所有人在其生存的社会中都能作为一项权利主张的自由、安全和利益等。[2] 近来，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又承认了人权和环境的联系。比如，1994年《人权和环境原则宣言（草案）》原则二就规定了“所有人都有权生活在安全、健康和生态良好的环境中。这项权利和其他人权，诸如民事、文化、经济、政治和社会等，都是普遍的、相互依存和不可分离的。”[3]
作为法律人，我们习惯于将权利——无论是程序性还是实体性的——视为可依法予以适用。[4] 如果不能适用，就不会被作为现实的权利，这也是国际环境法领域备受争议的关于“硬法”和“软法”区别的核心所在。“软法”认为，某些规范虽然不能被法院适用，却具有一定的效力。反之，“硬法”则是那些在国际法上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并通常伴有能为国际审判组织所适用的机制。
本文立足于美洲一些国家和美国一些州的现实，拟在国际层面上从“硬法”、“软法”两方面探求清洁、健康的环境人权的基本内容。文章认为，这项演化中的权利已经为一些
宪法和正式国际文件以及不同国家的法院所接受。同时也要看到，尽管清洁、健康的环境人权越来越受支持，但各国尚未找到一条足够明确的法律途径和框架来保证该权利持续有效的应用和实施。
第二部分拟探求环境正义、可持续发展与清洁、健康的环境人权的联系；第三部分将考察诸如联合国、美洲人权事务委员会等国际组织如何对待和理解清洁、健康的环境人权，以及一些议定书、条约、国际文件和不同国家
宪法又是如何体现这项权利；第四部分将考察美国一些州
宪法如何界定和对待这项权利，并将分析一些与此相关的著名案例。最后，作者将尝试对清洁、健康的环境人权能否被广泛接受为一项可实施的权利即“硬法”做出一些结论和预测。
二、环境正义、可持续发展与清洁、健康的环境人权
美国和其他国家政府都在努力应对环境正义与可持续发展这对仍在演变中的重大公共政策问题。国内及国际环境法层面上的讨论不仅涉及对这对术语的界定，还涉及这些界定如何运用到现实生活而具有效力。为更好的理解这些术语的可适用性，以下将考量这些理论术语在水的语境下是如何运用的。水是上述问题相互作用的一个较好例证，因为它不仅是人们生存所必需的，同时又是每天都在减少的一种自然资源。
（一）淡水案例
联合国人口统计学家和社会科学家认为，当今世界正处于大规模城市化进程。1975年，全世界仅有1/3人口居住在城市，[5]而目前，“近一半人口（47%）生活在城市，在2000年至2015年间，这个数字还将每年递增2%。”[6] 联合国预计，至2025年，世界上将有2/3人口居住在人口密集的大都市。[7] 在一些特大城市，如东京、开罗、圣保罗、墨西哥城、孟买、布宜诺斯艾利斯，这种增长趋势将继续。[8] 城市范围的扩大，居民的消费模式以及政府有效规划的缺失都加剧了淡水供应的不稳定性。
1、人类淡水的紧迫性
对特大城市的居住者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城市贫民来说，其健康的头号杀手就是缺乏足够的清洁健康的饮用水和卫生服务。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描述道：
“水是城市的命脉。城市密集的需求很快超过当地的供应……城市污水、垃圾以及未经处理的工业排放严重影响了很多水体，导致很多城市缺乏安全的供水。”[9]
联合国人居署也发现，世界范围的城市水危机“比官方统计数字更为糟糕。”[10] 联合国为2002年约翰内斯堡“可持续发展峰会”准备的一项报告指出，“到2025年，将有2/3的世界人口面临中度或者严重的缺水压力。”[11]
虽然特大城市的兴起只是一个相对的新现象，但获取清洁安全的饮用水的重要性一直以来被认为与人类健康有着至关重要的联系。早在公元前一世纪，著名的罗马建筑师和工程师马尔库斯.维楚维斯.波利奥（Marcus Vitruvius Pollio）就认识到这种联系，其影响深远、令人瞩目的《建筑十书》中明确写道：
很明显，世上没有任何东西比水重要。任何生物，如果剥夺了水果、肉类或鱼，它们可以用其他的食物代替；但如果没有水，动物将不能生存。因此，为维持人类的健康，我们务必小心、努力的寻找和鉴别泉水。[12]
马库斯提供了甄别安全饮用水的具体方法，他直接将居民的身体状况与其饮用的水联系起来，“如果饮用这些水的人体格健壮，则说明他们的饮用水是清洁的，可以采用。”相反，如果人们看起来不是很健康，就不能饮用那些水。这是一个简单但行之有效的方法。因此，如果人们缺乏清洁、安全的饮用水，他们的健康会受损，居住状况也会变糟，进而会增加大城市贫民区感染疾病的风险。
在马库斯做出上述预测2000多年后，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约有11亿人获取清洁安全饮用水的紧迫性凸现，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13] 联合国的数据表明，“不安全的供水导致了发展中国家80%的疾病。”[14] 安南秘书长更表示，“在欠发达地区，没有任何一项单独的措施能够比拥有安全、足够的饮用水更能减少疾病和挽救生命。”[15]
海地首都太子港为欠发达地区难以获得清洁水源而导致居民健康受损的情况提供了一个绝好的例证。一位作者最近写道：
清洁的水仅仅是海地这个西半球最穷的国家所面临的致命问题之一。在海地，人们的平均寿命只有51岁，80%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根据海地政府的数据，该国800万人口中有60%的人缺乏安全的饮用水，大多数也缺乏基本的医疗条件。遍地的脏水会导致皮肤病、痢疾和脱水症状，婴儿死亡率高达11%，是美国的13倍。根据政府的数据，超过10%的婴儿死亡是由于脱水造成。90%多的海地人是文盲，大多数海地人生活在贫穷的臭水坑里。[16]
而且，安全、清洁饮用水的缺乏常常损害的是最易受伤害群体。四成的灾难落到了五岁以下的儿童身上，尽管他们只占世界人口的10%。[17] 根据墨西哥健康与环境部门及泛美卫生组织的数据，墨西哥“乡村地区的1100万居民中有70%缺乏适宜饮用的水。在这些地区，几乎所有提供饮用水的水体都受到了污染。”[18] 并且，“根据报告，这些问题正转向城市”。[19]
2、墨西哥坎昆（Cancun）案
一般来说，特大城市的发展是由较多的工作与教育机会，全面的医疗保障服务和较好的供水服务所推动的。由于农民认为城市能够提供更多的经济和社会利益，进而涌入城市，城市规模会继续扩大。然而，憧憬中的“城市化的好处”并不总是降临在居住在市郊贫民窟的人们。
以100座豪华宾馆作为支柱的海滨城市坎昆，已成为美国游客的重要目的地之一。同时有70万墨西哥人居住在城内及周围，其中很多人在这些豪华宾馆工作。一位作者最近描述道：“坎昆服务者与被服务者之间实际上存在着经济和社会的‘种族隔离’，他们之间有着巨大的鸿沟，除非面临必要的交易。”[20] 在描述“另一个坎昆”时，作者写道：
多沙的商业区紧邻着宾馆地带，内部的建筑到处是凌乱的涂鸦——大剂量古柯碱驱使下的年轻人文化的发源地。贫穷的旅游业工人大部分居住在这里。圆筒状的房屋后面矗立着狭小、低矮的，由镀锡屋顶、木制墙壁、土质或水泥地面组成的附属建筑。这些比牲畜棚好不了多少的小房间被非法出租给大约40万往返于坎昆和乡村的旅游工人，这些工人只能在周末或者某月回家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