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公正司法，就很容易让人想到英国思想家培根说过的那句十分精彩的话：“世间的一切苦难中，最大的苦难无过于枉法了。一次不公正的裁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裁判则毁坏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这是对司法公正重要性和枉法裁判危害性的形象概括。
司法权是一种中立性和终极性的权力，是民众权益保障的最后防线，它对争执的判断是最具权威性的，民众权益最终能不能得到保护，取决于司法机关能不能公正司法。法院的这种特殊功能，要求它必须成为社会公正的化身，成为社会良知的象征，必须要一碗水端平，严格依法办事。只有这样，人们才会相信法官进而百倍地相信法律。司法枉法裁判，往往导致黑白颠倒，是非不分，等于堵塞了人们最终说理的渠道，群众求告无门，有冤无处诉，自然会由对司法人员的失望转变为对整个法律的失望，这种对法律认同感和信任感的丧失是极可怕的，它可以导致一个国家和民族犯罪猖獗、道德沦丧、世风日下。所以，对于司法部门来说，司法公正绝不是一句空洞的政治口号，而是其灵魂和生命；对于国家来说，司法腐败是最大的腐败，是整个社会走向崩溃的罪魁祸首；对于每一个县来说，大量的案件集中在这里审理，司法部门是一个重要的窗口，人们从中可以直接看出象征着公平和正义的天平是不是发生了倾斜，天平的每一次倾斜，都会给一些人造成终生难以抚平的创伤，其产生的消极影响远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得多。所以，依法治县，首先要解决司法腐败这个大问题；司法公正，应该成为依法治县最起码、最基本的要求。
就目前来看，司法机关的大多数工作人员素质是好的，是能够公正司法的，但是司法机关的工作离法律的要求和人民的愿望还有很大差距。群众对司法工作不满意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司法腐败。很多时候，一件司法不公案件，一件本不复杂却让群众往来奔波几年甚至十几年才纠正过来的错案，不是不公在司法人员不懂法上，也不是错在司法人员业务素质低上，而是一些司法人员吃拿卡要、敲诈勒索、收受贿赂、徇私舞弊、包庇犯罪，是办关系案、金钱案、人情案，是群众有理没处说，法官有法不执行，对这样的“衣食子女”，群众尤其感到不能容忍和深恶痛绝，也使得司法机关的形象变了模样，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实现依法治县的主要障碍。“打官司就是打关系”，“案子一进门，双方都托人”，从这些广为流传的话中，可以看出群众对法律的信任度。这似乎是法官的无奈，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法律做为准绳，永远是正直的、无私的，社会上的说情风何以如此严重？是不是说不说不一样，如果说不说一个样，甚至说不如不说，说情风何至于到这种地步？！所以，根子还在司法人员身上，在于某些司法人员“吃了原告吃被告”，在执法中使天平倾斜了，把人们引上了投靠山、甩金钱、托亲情的邪路，亵渎了法律的尊严。
司法公正是人心所向、社会所依，要遏制司法腐败，保证基层法院一审判决的公正性，最好的办法是实行公开审理案件制度，将案件审理置于广大人民监督之下，防止暗箱操作。其次是推行“两错”责任追究制，落实好
刑法中关于惩处司法工作人员徇私枉法、徇情枉法的规定，加大循私枉法、徇情枉法的查处力度。
一旦司法公正得到保证，群众盼的就不再是“清官”、“黑脸”，而是法律。有了争执首先想到的不会是上访或去找“焦点访谈”，而是请个律师到司法机关要说法，这是依法治县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的重要标志。
依法行政，依法治县的关键——三论深化县级依法治理
依法行政为什么说是依法治县的关键？道理很简单，这是由行政机关在国家机关中所处的地位和它自身的特点决定的。行政机关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机构多，管理范围广，一个县的管理活动主要靠它进行；行政机关和群众联系最直接，是与群众打交道最多的领域；行政机关权力最活跃，国家80%的法律和所有的行政法规都有赖它贯彻实施。如果行政机关都能依法行使职权，依法进行管理，依法治县就有了最基本的保障。行政机关实行的是首长负责制，行政权具有主动性、快速性、灵活性的特点，法律的自由裁量权相对较大，这些都给行政执法留下了一定的自由空间，或者说增加了一定的随意性。如果不受法律的规范和约束，就有可能偏离正确的目标，产生不公正、不公平和腐败现象，侵害人民群众利益，影响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和威信。由此来说，依法治县，首先是依法行政；依法行政，在很大程度上对依法治县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