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熟知，在奉行“夫妻一体主义”的基督教传统中，婚姻是一种圣礼，夫妻不得离婚。在北美殖民地时期，《圣经》曾经是治理社会的“法典”，按照这种法典，离婚自然属于一种宗教禁忌。后来，这种禁忌有所松动，但在法律上仍有诸多限制，文化上的压力之重尤其使得当事人难以承受，因而离婚仍然是一种艰难的抉择。20世纪70年代以来，关于婚姻的文化变得开放和宽容，“协议离婚”和“无过错离婚”的观念终于从长期的禁锢中迸发出来。随后，离婚已经成为了一种权利，任何已婚的人只要愿意，都可以自由行使这种权利，而不必提供正式的离婚理由了。
在传统婚姻中，夫妻结合的重要目的之一在于生育子女，基督教曾经谴责并禁止任何不以生育为目的夫妻生活。然而，现今的法律文化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们决定是否生育孩子，如同决定是否收养一只宠物一样自由。在当代的大多数家庭中，如果父母不想要孩子，孩子就不会降生。同时，不孕夫妻如果特别想要孩子，则可以通过代孕以及人工授精等方式“生育”小孩。这样的选择先前是不被容忍的，甚至是不可思议的。
在传统社会，同性恋被作为“禽兽行为”，受到道德的谴责和法律的制裁。直到20世纪后期，人们才逐渐对这些“不正常的人”以正常的心态看待，并对他们的心理倾向和生理特性表示出理解和同情，医学专家和神学家也改变了先前的态度。在美国，人们对同性恋问题虽然仍有争议，但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是否选择过一种同性恋生活，是个人选择范围内的事情；对性少数派的歧视和压抑，是婚姻家庭领域中的“多数暴政”；不同形式的“性表现”和“性偏好”应该成为行为人的一种权利，社会不应加以干预，更不应予以惩罚。
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同居现象越来多，传统社会强加的恶名业已不复存在了。对很多人而言，同居是一种试婚；而对另一些人而言，则是对婚姻的拒斥，过一种没有婚姻的家庭生活。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同居不仅得到了道德的原谅，而且已经在法律获得了承认。
在传统社会中，出于对社会失序的担忧和基于强烈的道德义愤，许多不符合正统标准的行为都被视为“越轨行为”。通奸和性少数派的性偏好等行为被视为邪恶的行为，受到法律的严惩。直到19世纪，美国对于各种“越轨行为”的惩罚仍然十分严厉。迄至当代，情形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其中重要变化之一是
刑法走向了宽容。例如，两个成年人之间自愿的性行为在先前被作为犯罪处理，而“通奸罪”现在已经从美国大部分州的
刑法中消失了。“鸡奸”曾是可以处以死刑的罪行，现在它在许多地方已经完全不被当作犯罪了。性偏好在现代社会中已经呈现出自愿选择的趋向，对某些人来说，它变成了一种可选择的生活方式。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许多“越轨行为”或“犯罪行为”并非真有“社会危害性”，而是文化和社会“标签贴”的结果，实际上是文化和社会不宽容的产物。
美国是个宗教势力强大的国度，但随着世俗化的进程，宗教从总体上已呈式微之势。然而，令人感到不解的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信教的人数激增，宗教大有复兴之势。对此，弗里德曼认为，当代美国的宗教狂热与19世纪的宗教狂热大不相同。在当代，大部分人的信仰不再是真正的信仰，人们把宗教看作是个人事务，即个人选择、个人意愿的问题，而不是与生俱来并不可改变的终极性问题。此外，现在人们在决定宗教的取舍时，主要考量的是宗教能给自己带来什么，而不是把宗教作为献身的神圣事业。换言之，在这个过分物化、过于实在的世俗世界，人们信仰宗教实际上是自我拯救的一种形式，是个人心理治疗的变通方法，是出于对超自然现象的好奇以及对形而上的渴望。由此可见，宗教已经成为了一种人们自愿选择的“天堂”，信仰者日益带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