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注意到，选择本身并非万能，而是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有些选择是真实的，而另一些选择则是虚假的。那么，什么是真实的选择呢？人们也许不能确切地回答这一问题，因为真实的选择往往因人而异。但人们似乎能够列举一些属于不真实选择的境况：当消费者面对空空如也的市场，则无真实的选择可言；当囊中羞涩的人们面对丰富的商品，则无真实的选择可言；当人们面对内定人选的选票划圈，无真实的选择可言；当人们面对自上而下强加的法律，则无真实的可言；当人们面对格式合同的霸王条款进行选择，则无真实的选择可言；当工人要么选择危险有害的工作，要么选择失业挨饿，则无真实的选择可言；当患者在不知情的手术书上签字表示“同意”，则无真实的选择可言；当同性恋者必须按照“正常人”的方式结婚，则无真实的选择可言；当受害人面对歹徒的威胁交出钱包，更无真实的选择可言。这里所涉及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国家和社会如何通过法治等途径法治确保选择得到真正的实现。
实际上，并非一切都是可以选择的，个人的某些方面就是不能选择的，例如种族、年龄、出身、性别、身高等遗传特质就是无法选择的。个人无法控制自己是白人还是黑人，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是男人还是女人，是年轻人还是年老人。这些都属于不可任由选择的特征。作者认为，现代法律文化的一个重要理念就是，在可选择的空间中，所有的选择机会都应向所有的人平等开放；对于无法选择的事件、特征和身份，任何人都不应因此遭受不利的后果；任何人不应对自己未选择的行为后果承担法律责任。
当然，任何人都无法确保永远做出正确的选择，人们有时会做出错误的选择。如果人们一旦做出了错误的选择，对其一生都可能产生致命的不利影响，这就是所谓的一失足成千古恨。在传统社会中，情形往往是这样。但在当代法律文化中，“第二次机会”理念的出现，为作出错误选择的人们提供了新的希望。据此，那些在市场竞争中做出了错误选择的人们，可通过破产制度而东山再起；那些在婚姻中做出了错误选择的人们，可通过离婚制度而梅开二度；那些在行为中做出了错误选择的罪犯，可通过矫正和补赎制度而重返社会。与“第二次机会”理念密切关联的一个概念是“失败者的正义”。这个概念的出现，增加了对选择者的宽容，为选择失败者提供了新的机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成王败寇”的选择逻辑。
四
与传统文化相比，现代文化呈现出宽容的旨向。“第二次机会”与“失败者的正义”的观念都体现了这种宽容。实际上，选择的概念与宽容的概念密切关联，宽容是选择得以实现的重要观念基础和文化背景。在一个不宽容的社会，几乎无真实的选择可言。
19世纪的西方虽然已经进入一个宽容的时代，但当时的宽容仅仅限于经济领域，政治领域仍然存在种种歧视，而生活领域的不宽容尤其严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时的不宽容却带有十足的伪善特性：蓄奴成性的白人们却奢谈自由和平等；嗜酒如命的议员们却慷慨激昂地通过了禁酒的法律；赌博成瘾的精英们却极力主张在法律上禁止赌博；嫖妓疯狂的男人们却义愤填膺地斥责卖淫。
就是在美国这个宣称最平等、最自由的社会，奴隶制曾经长期畅行无阻；就是在这个以法治秩序引以为荣的国度，法律并没有能够解决奴隶问题，最终不得不诉诸战争。通过这场内战，代表自由精神的一方取得了胜利，第13、14和15条
宪法修正案随即颁布，美国在法律上废除了奴隶制。然而，黑人继续受到歧视，无论是臭名昭著的黑人法典，还是美国最高法院“隔离但平等”的畸形判决，都是这种歧视未能根除的典型例证。
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几部民权法的制定和实施，黑人在就业、住房、就学和政治参与等方面都得到了实质性改善，其他少数民族和种族的地位和境遇也得到了重要改善。这种变化当然得力于轰轰烈烈的民权运动，但背后也隐含着文化上日益走向宽容的趋向。弗里德曼认为，在当今这个自由流动的社会，流动是以个人而非种族或民族为单位，因而在衡量一个人的价值和地位时，民族和种族的特征越来越不重要了。实际上，在当今的美国，种族和民族歧视仍然存在，问题并未得到彻底解决，在这一点上，作者的判断未免过于乐观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