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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19世纪曾被奉为自由的黄金时代。那是一个放逐上帝、击败君主的时代，是亚当·斯密及其经济自由主义如火如荼的时代，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时代，也是一个强调私人自治和限制政府干预的时代。当时的自由主要限于经济领域的市场自由和政治领域的选举自由，而就私人生活而言，基本的价值取向仍旧强调自我克制和节俭勤勉的生活方式。与这种自由相适应，当时的法律维护绝对财产权，保护几乎不受限制的契约自由，漠视弱势群体和边缘人群的实际不平等境况，抑制个人选择独特的生活方式。
后来，冷酷的现实粉碎了古典自由主义者的理想逻辑，市场有输有赢的博弈结局终结了共赢的神话，经济繁荣和财富涌流的预言在经济危机中成为了泡影，消极守夜人的政府角色在贫富分化的现实冲突中失去了正当性。实际上，利益最大化的功利观压抑了生活多样化的追求，清教徒般的生活方式限制了合理欲望的实现。更为严酷的现实是，在消极自由之下，弱势人群衣不遮体，食不果腹，居无定所，享有的不过是贫穷与匮乏的自由。
鉴于此，从“新政”时代开始，美国政府便从幕后走到了前台，从消极的守夜人变成了活跃的监管者，于是，一个称作“福利国家”的时代取代了自由放任的时代。政府通过产业政策的调整干预市场，通过税收制度实现财富的再分配，通过社会保障措施维持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条件，通过特殊的补偿措施为黑人或其他少数族裔提供特殊优待。所有这些措施的重要宗旨之一在于确保所有的人都能享有自由。然而，这种福利国家模式却受到了各种反对和攻击。在哈耶克看来，这种福利国家的立法构成了对自由的侵犯，是通往奴役之路，因而他主张恢复“自发秩序”。[7]在哈贝马斯看来，资本主义社会自由放任时期的“形式法”本来以保障自由为宗旨，但许多人因物质匮乏和生活艰难无法享受自由，福利国家时期的福利法本来旨在解决这种弊端，但不幸的是，这种法律的实施却以享受福利者受到监视为代价，从而侵犯了他们的自由，结果这是以侵犯个人自由的方式来保障个人自由，以妨碍自治的措施来维护自治。[8]对此，哈贝马斯提出的解决方案是，超越“形式法”和“福利法”这两种模式，走向一种程序主义的法。[9]在实践中，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美国，福利国家模式也受到了以里根政府为代表的保守主义政府的挑战。面对理论的争论和实践的挑战，弗里德曼对福利国家及其法律做出了自己的解释，认为福利国家时期福利法的出场不仅完全是必要的，而且是非常及时的。
弗里德曼认为，政府对弱势群体的特殊关照所以具有正当性，根本在于它的宗旨是保障自由和维护自治。政府向它的公民提供基本的生活补贴和其他社会保障措施，是政府的责任而不是慈善机构的施舍行为，而公民获得这种资助和优待是他们享有的权利而不是接受恩赐。他认为，衣、食、住以及保健等物质条件是人们行使自由的必要基础，贫病交加不仅意味着这些人自身不幸，而且意味着社会失调和政府失职。一个体面的社会不应让任何人挨饿受冻，一个负责的政府不应让任何儿童因经济困难而失学，一个健全的国家不应让任何一个病人无力就医。没有这种前提，自由就会是强者的自由，对于弱势群体来说，它无异于海市蜃楼，水月镜花，永远可望而不可及。因此，福利国家及其法律对于经济的干预，对于财产权的限制，对于契约自由的约束，虽然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个人自由，但由此个人自由却得到了更为真实和更为普遍的保障和补偿。在作者看来，无论主张对放任自由的回归还是对现代自由的超越，都不是现实的选择，自由只能在价值的冲突中动态地实现。
在西方，一些人不无真诚地相信自由与法律之间存在简单的线性关系，以为法律越多，自由的空间就越少，理想的自由状态是没有法律，没有规则，甚至没有国家。无政府主义思潮就是这种主张的典型表现。有些人认为，当代西方社会的“法律爆炸”对自由构成了严重威胁，因而是一种不祥之兆，不幸之征。弗里德曼认为，法律数量的剧增确实限制了人们活动的范围，因而自由似乎减少了，然而没有法律约制，自由将化为泡影，对于诸多特殊领域而言，尤其如此。例如，人们享有选择职业的自由，但对大多数人而言，成为医生、建筑师、律师或者飞机驾驶员，不应像选择一种业余爱好、宗教信仰或者普通工作那样自由。因为公众依赖这些服务，就像他们依赖食品、汽车或电梯的制造者一样，如果法律不对这类从业者的资质、训练和技能予以限制，公众的自由就岌岌可危了。
事实上，当法律要求生产者在商品包装上做出详细说明，要求医生行医应具备某种资格，要求飞行员须取得飞行驾驶许可证，要求公共交通的乘客不得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品，要求机动车驾驶员不得饮酒，要求人们不得乱扔垃圾，要求食品生产者所提供的食品应符合卫生标准……所有这一切虽然限制了个别的自由，但却保障了更为普遍的自由。这似乎又回到了一个关于自由的古老命题，即自由是法律所许可的行为。与过去不同的是，当代的自由观还追问法律本身的价值，要求法律应是良法。自由权虽然是一项基本权利，但这项权利也非绝对不可限制。例如为了维护自由的缘故而限制自由就是正当的，因为这种限制有助于防止人们滥用自由，从而确保更广泛的自由得到实现。在作者看来，自由与法律的关系虽然存在紧张，但并非截然对立，只要协调，二者可并行不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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