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自由主义民主到世界主义民主——评戴维·赫尔德《民主与全球秩序——从现代国家到世界主义治理》
王晶宇
【全文】
在全球化背景下，民主不仅是一个国内问题，民主的发展与世界政治形势遥相呼应，自冷战结束以来，世界由二极世界变为一个世界，西方自由主义民主仿佛取得最后的胜利。但这种欢呼不久，全球化浪潮与全球化话语使民主讨论进入了新境地，特别是全球化的凌厉攻势使全球政治不断重组，在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国家的政治合法性重建提上日程。在政治领域，国际合作与国际冲突显现出新特征，特别是九一一事件以来，如何在多极世界中重建一种以自由主义民主为原型的民主模式以适应全球化的发展，既可以有效地应对全球化下的政治革新问题又可以有效地面对全球化所带来的一系列负面影响成为构建国际秩序讨论的核心问题。 《民主与全球秩序——从现代国家到世界主义治理》一书中的思想可以说在赫尔德的理论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一方面，继《民主的模式》一书之后，赫尔德从讨论民主的历史形态转向讨论全球化背景下民主的未来。他通过引入世界主义民主理论对传统的自由主义民主进行了批判，这也成为他后续进行研究全球多层治理理论的基础。在本书中，他一反研究民主理论的传统方法，他指出传统民主理论的研究与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都存在着明显的局限，“不考察全球体系，就再也不可能对现代民主国家作出阐释说明；而没有关于民主国家的阐释说明，也就不可能有对全球体系的考察。摆在面前的道路就是要超越那些内源与外源的理论传统的框架，它们迄今仍充斥着对现代政治体和国际关系的分析。” 1而他认为要打破这种局限，就必须在国家、地区和全球的网络关系中深化民主。这一进程被称作在世界主义基础上对民主自治的巩固，即世界主义民主。2 正如达尔指出，人们讨论民主问题时，经常在两种意义上使作该词，一方面是理想性的，另一方面是现实性的。理想性的提问方式试图解决什么是民主，为什么要实行民主的问题，它关注民主的核心价值与正当性，而民主的现实性问题试图回答民主制度是什么样的，这样的民主应当具备哪些条件。3那么赫尔德如何从民主的合法性入手，又是如何建立起世界主义民主正是本文要考察的核心问题。 一、全球化与民主的合法性危机 自由主义民主在西方存在着老问题，在全球化背景下又转化为新问题，老问题表现为自由主义民主本身虽然是一种正统的主张但时刻受到指责与批评。它们来自于两方面，一方面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不可能独立于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不可能像自由主义者认为的国家的中立性，因此，国家实质上是经济的代言人。相反，自由主义对国家权力的敌视以及它强调权力中心的多样性的重要性，它们认为一个分权的宪政国家可以保护个人权利与自由。自由主义主张把来自于市民社会的分权政府作为一种民主秩序的核心要素。马克思主义认为市民社会的最终结构以及私人所有制的废除是一种是真正民主的前提要素。自由主义者认为最可欲的政府形式是内嵌入法治的权力的非个人的结构。马克思主义认为“中立的”自由主义的理念在资本主义的环境下不可能达到。第二方面，自由主义民主对国家的担忧表现为对“超载政府”的担忧，自由民主国家的福利制度使国家机构日益膨胀而无力实施有效的管理，政党政策趋于模糊化并无法实现承诺目标。4 民主的新问题表现为全球化对民主的冲击与影响，全球化进程使政治共同体发生了转变，这种形式在二战以后，可以从大量的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以及各种新兴力量的兴起得以说明。传统上以领土为基础的政治共同体发生了转换，随之而来的是正在出现的从民族国家以及多层次的全球与地区的政治维度的转换。5全球化打破了民族国家的各种边界，导致在全球化背景下，不能仅仅从民族国家立场来分析民主问题，而实际上，全球化下的民主应当把全球化的各种维度考虑在一起。因此，我们很难说在世界主义民主的问题上，它是在讨论国内民主或国际民主，世界主义民主把全球化对民主的冲击与回应放在了多层维度上，它把国内民主与国际民主的深化与发展都视为一种过程。“国家的民主体制如果想在当代得到维持和发展，就需要一种国际性的世界主义民主。也许不无悖反的是，民主要维系其在未来的实质作用，就不得不在国家内部与国家之间都进行广度和深度的发展。” 6 针对西方自由主义民主面临的合法性危机问题，赫尔德从民主的核心内核——自治（autonomy）原则出发，重新讨论全球化背景下的民主应当意味着什么，因此，他的民主理论中综合了传统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不同思想，试图调和二者之间的关系。这在以后表现为他极力反对以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华盛顿共识” 7，而力图主张世界主义社会民主，可以说，他的理论与第三条道路中的治理理论有着密切联系。而世界主义理论正是他试图把民主从传统的民族国家领域转向全球领域的理论基础。世界主义民主的理论框架与国际关系领域中的以国家体系为核心考察世界秩序的研究方法也产生了不同，同时，传统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二元关系建立在同质的关系基础之上，而在全球化背景下，这种关系被打破。政府的政治资源不断减少，控制力正在减弱，随之而来的是出现了全球性事务以及大量的非政府间组织，跨国公司等团体，他们在世界秩序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虽然不同政府间和跨国的联系正在迅速扩张 ，他并不认为民族国家的时代已经过去。但这种政治新语境的出现是不可阻挡的，而民主理论必须在这种情况下从世界主义立场出发来考虑问题。 二、世界主义民主理论的建构 （一） 自治原则与民主公法的建立 赫尔德通过对西方自由主义民主理论中的自治原则的思考，通过对康德、罗尔斯以及哈贝马斯等人的观念的引入，来进一步阐述他的自治原则。他提出了民主的思想试验的方式，这是一种讨论的工具，“一种被设计出来以研究自主性原则与使这一原则生效的各种可能的条件之间张力的工具。” 8而通过自主性原则的思考就是要打破传统自由主义民主与民族国家之的关系，重新思考民主、国家与立宪政体之间的关系。他同样认为自主性原则是政治的，而非形而上学的。自治主性原则可以表述为：“人们在产生限制他们现在的机会和具体政治框架中享有平等权利也相应承担平等的义务；亦即，人们只要不利用这一政治框架去否定他人的权利那么他们在决定自己的生活状况方面应当是自由和平等的。” 9自主性原则的条件实质上就是如何保护公民的自由与平等的问题，而在民主法治国家中，这些权利的保护实质上体现出自主性原则是一种关于个人权利与公共权力之间的关系的结构性的而非个人主义的自决原则。因此，构成自由主义民主的条件和参与的条件是建立在这样的结构基础之上，“对话、程序和解决争端的基本规则，不仅是人们期望的，而且也是不可或缺的，而这恰恰是因为人们在广泛的道德、政治问题上存在着观点的冲突。” 10 赫尔德试图在规范与经验的层次上对这种自主性原则的条件加以分析，他指出人们在各种不自主的情况下所需要的得以成为自主性的基本权利，而这些权利本身构成了民主公法的内容。即健康、社会、文化、公民、经济、和平以及政治的权利。11这七种权利对应的是人们容易受到侵犯的七种权力的位域。正是通过这种不自主性权力位域的研究以及自主性原则得以建立的结构性的安排，他指出，民主公法的建立为民主的实现设定了标准。“民主公法奠定了为保证自主性原则的实现所属必需的权利和相应义务的基础，它设定了公共权力的形式和限制条件——一个可以让公开辩论、协商和决策的框架。” 12关于自治原则与民主公法的分析为使赫尔德完成了对于传统自由主义中的老问题的回答，他通过对民主与权利、民主与制度框架，现实中不自主性得以产生的权力关系的分析来讨论民主合法性的标准，这种民主的模式使他把马克思主义对自由主义民主的批判与自由主义中关于保护公民自由与权利的思想融合为一体，为他进一步讨论民主在跨国行动领域中的扩展打下了基础。在全球化背景下，对于民主在全球不同层次与领域的深化，他称之为世界主义民主。世界主义民主代表了在全球化过和中如何重新配置政治权力的一种观点，正是基于这种理论，他建立起自己关于全球治理的新构想。 （二） 世界主义民主理论的建构 世界主义民主的核心问题表现为在全球化背景下民主只有在地区的、国家的、区域的与全球的维度上进行重新配置，民主的合法性才能实现。世界主义创造了一种在全球化进程中政治重组的新形式。在对世界主义民主理论的建构过程中，他把民主理论与世界主义思想进行了有机的结合，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民主公法意味着世界主义民主公法。他提供对全球共同体的所有人的保护。因此，世界主义包含着一种普世主义主张，但民主在全球领域的多重配置形式使人们首先作为一个世界共同体中的一员，它并不排斥人们作为一个特定共同体中的一员。因此，赫尔德的世界主义民主不能说只是一种普世主义，世界主义的核心问题是要解决人类的差异性问题，赫尔德的世界主义被认为是一种关于在不同的政治共同体中如何配置民主资源的问题。 世界主义思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斯多葛学派，在近代以康德的主张为代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得到了运用。他求诸于每一个个体都是人类共同体中的一员，他们都有作为个体的平等的权利，平等的尊严和地位。他最终关心的是作为独立的个人，而不是国家或其他。赫尔德在国际法哲学与社会哲学协会(IVR)第22届世界大会发言中提出了世界主义的价值观的八项原则：平等的价值与尊严、能动的行为主体、个人的义务和责任、同意、以投票程序对公共事务进行集体决策、参与性与辅助性、避免严重损害、可持续性。13因此，“世界主义法是超越民族国家与国家的特定要求拼延伸至‘普世性共同体’的所有成员。它意味着一种权利和责任，如果想要学会互相容忍彼此的那一类并和平共处，人们就必须接受它们。”“而如果不把世界主义法设想为世界主义民主法，也就不能满意地设想对个人和全体的自由和自主性予以充分保护的条件。” 14如果说世界主义原则在赫尔德那里有什么变化的化，那就是，他承认人类的共同体下的人类的差异性，即，人们生活在一个多重的共同体之下，它把人类的多重命运通过全球化的不同维度得以加强。这样，世界主义民主的共同体指的就是民主社会的共同体，而民主的合法性只在跨国的条件下才能成立。 正是在这两个基础上，赫尔德把自治原则与世界主义原则结合起来，他们所依赖的建立有效秩序的就是制度化的世界主义民主法。自治原则证明了民主的合法性，而全球化背景下，民主的合法性只有在跨国的条件下成立这样一种思路，使世界主义原则在民主的国际化，跨国发展中得到了证明。因此，后续问题的核心就在于赫尔德通过建构全球新秩序的方式把世界主义理论运用到全球政治的重组过程之中。 世界主义民主理论有效地构筑了一种关于全球治理的多层模式，这种理论与全球变革联系在一起。在面对各种不同的治理理论主张，赫尔德既反对以现代民族国家为核心的治理模式，也反对以世界主义政府为模式的民族国家必须臣服于世界主义体制之下的单一模式。正如其指出的，“一个全球范围的新的制度复合体，其形成和形式是根据基本的民主法来决定的。这一制度复合体在颁布、执行和实施这一民主法的层面上呈现出政府的特征，并且仅在这一层面上呈现出政府的特征。但是，不论其制度是如何被精确设想的，这一未来的建构是基于以下认识：单个共同体内部的民主与不同共同体之间的民主关系是常常相连的，如果民主要生存下去并繁荣昌盛，必须建立新的组织与法律机制。” 15因此，一个新的全球政治的民主的形式是一个复合的，但又是民主的，是多维的，又是世界主义的。 以世界主义民主理论为基础的对全球政治的新构想到底能否实现，还存在什么问题，这些问题通过民主化的形式实现，赫尔德提出了双重民主化的路线，这种路线被赋予改革的力量，也成为世界主义民主得以运行的有力标志。因此，对于赫尔德对于世界主义民主的合法性的主张必须参照现实模式的可行性来建构新的全球政治的理想图景。 三、世界主义民主理论评析 （一） 世界主义民主如何消解权力压制的问题 赫尔德试图以自由主义的自治原则试图建立一个消解各种公共权力压制个人权利与利益的合法的民主政治模式，而其反对者正是在这一点上置疑世界主义民主模式有效性。正如Molly Cochran指出，世界主义民主理论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全球化模式16，这种模式在解决国际关系问题上是乏力的，现代民族国家作为全球化进程中的最为重要的力量之一，在全球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同时，现代民族国家正是在国内民主与国际不民主的问题上存在着不一致。正如Danilele Archibugi所意识到的，世界主义民主试图通过达到全球化民主（globalize democracy）同时达到民主化的全球化（democratizing globalization）。但是西方政府并没有与这种主张相一致，这些政府“确实是通过选举的民主地产生的并在国内尊重法治，但是当这些政府考虑他们的对外事务时，能够一如既往吗？” 17因此，这种双重标准引起了在国内，国际与越超国家范围领域内的世界主义民主理论自身的危机。世界主义民主理论必须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这个问题的分歧表现在全球化的主导者到底是谁，在国际领域是否能复制民主自治原则，在国家体系之间建立一种平等的互相尊重的结构性条件，如果这种条件不存在或者这种条件在事实上处于霍布斯理论预设之下，那么，全球化的维度将是不均衡的，因此，也必然面临着国际民主化是否可能的问题。 这同时表明，在全球化背景下，民主化浪潮与民主的合法性之间并不存在着唯一联系，他们是同构的并是同质的，因此，国际民主与国内民主之间的有效关联也会值得怀疑。二战以后的世界上的自由主义民族国家的建立大多并不是在自治性原则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恰恰是通过战争，反殖民统治的外部性因素占有更为重要的地位。而在其背后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国家的政治认同仍旧占有主导性。全球化包含着扩张与反抗的力量的对比关系，而全球化导致的不平等正在逐渐刺激这种反抗性，对于不发达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而言它形成了一种强制关系，这大大缩减了世界主义民主的魅力。全球化使世界上的人们不得不比邻而居，但自由主义不仅仅是一种政治理想，在全球关系网络中它更是一种带有侵略性的霸权力量。因此，赫尔德提出的作为人类的重叠的命运共同体与人们对自由主义的信仰与文化传统之间存在着直接的联系。“一个自由的制度，若没有一个习惯于自由的民众的主动性的话，就会分崩离析。民众的自发性是不能简单地通过法律来强制产生于那些热爱自由的传统，并在一个自由政治文化的种种联合体之中得以维持。” 18而民主信仰的培育与民主意识形态的全球化有着悖反关系。 （二） 世界范围内的双重民主化进程与政治改革前景 赫尔德提出了双重民主化进程对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与社会进行改革，这种改革既要求在国家层次上，又要求在社会领域中进行，既要在国家内部，也要在国际领域中进行，而其中的复杂性与可能性值得商榷。Martin Wolf认为赫尔德低估了全球化进程中世界的危险性，他在这方面的分析是不充分的，他在安全领域中对“华盛顿共识”与美国的单边主义之间进行了错误的比较。赫尔德也不能正视在不同民族国家的主权的力量、能力与财富的不平等。19实质上，在赫尔德对于七种不自性的权力位域的分析中，指出了自主性的理想性、现实性与迫切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但世界主义民主理论本身在全球化中就必然成为全球政治与全球治理的必然形式。赫尔德在分析世界主义民主公法得以成为全球化进程中民主合法性的基础同时，试图通过双重民主化的方式来对待国家、经济与社会之间的互动来指导民主进程。传统上国家与社会的同质性由于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的侵蚀而削弱，但这并不表明新的民主的模式会在全球化对全球安全、贸易、经济、政治的调整中产生。新的权力形式的出现会伴随着新的问题而出现，他的理论预设的不足之处在于未能对危险性加以评估就匆忙地设计世界主义民主制度。他试图以社会民主的模式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自由主义理论进行有机地结合。通过赋予个人权利与法治宪政国家的制度结合来限制资本主义的弊端。这方面遭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批评。赫尔德认为，马克思主义者低估了政治行动的共同结构的可能性，低估了社会结构的形式、集体组织的形式、机构的形式、认同的形式和知识的形式。因而，他们忽略了其它权力位域对经济权力的限制。但是相反，政治与经济之间的联系在现实的分析中是不可或缺的，并且，这种分析模式恰恰可能解释民主制度的虚伪性。在世界主义民主的模式的目标中，赫尔德提出在政治领域中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的分离，通过对民族国家的强制性力量向区域性与全球性机构永久转移，最终达到非军事化并超越战争体系。这些改革目标与民主化进程把民主化的长期性与理想性相混淆。最终民主化进程的结果是非民主化或乌托邦化。 综上所述，对世界主义民主理论的分析引领我们关注对全球化与民主的作进一步思考与展望，赫尔德的世界主义民主理论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全球治理的新模式，这种模式代表了全球化进程发展的某种可能方向，但是这种民主模式在全球化进程中存在着输入与输出的关系，其中存在着另一种不平等。民主的建立与不同国家、地区的历史文化存在着相关性，一个民主体制的建立有赖于民主文化的土壤，有赖于一个建立在法治国家的政治体制，同时，它的动力来自于社会发展的整体性因素。全球化提供了民主深化与扩展的机会，但民主化的全球化同时也意味着民主化的不均衡，世界主义民主理论表明了全球化发展的多极化趋势，但是自下而上的全球化与自上而下的全球化是互相关联的。一种好的民主的模式不是建立在规范的基础上，更为重要的是它的可靠性，保守性与可欲性要求所依凭的实践力量。 全球化本身是一个模糊的词语，在全球化背景下，我们要追问的是谁的全球化，民主所赖以建立的社会基础本身与全球化进程到底是什么关系。在今天，全球化使人类面临着共同的命运，如在资源、环境与安全方面，同时，这仅仅是全球化一个维度。一种事物的全球化意味着统治性的建立，而全球关系的因果性导致对统治性的反抗也成为全球化的一种动力。正是这种对抗的力量也同样构成了全球化的一个维度，而在全球化各个维度中都存在着反抗的力量。对于中国而言，是否存在着一个建立在特殊性基础上的民主化进程是我们要思考的。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化的全球化，在全球化背景下，一个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恰恰可以成为建立全球政治改革的新资源。如果说世界主义民主理论给我们提供了全球化发展的新契机，那将是我们拭目以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