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我认为添附制度的设置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此类纠纷在实践中大量存在，需要
物权法确认添附制度来解决产权纠纷和利益归属的问题。与物权请求权、侵权、不当得利等其他制度不同，添附并不完全考虑如何恢复物权人对财产的圆满支配，而主要考虑如何确定物的归属。当然，在例外的情况下，如果发生了添附以后，产权关系不受到影响，而双方没有提出确权的问题，也可以不适用添附的规则。但在一般情况下，如果没有添附制度，就无法对产权的归属进行确认，也就无法对纠纷进行准确的处理。在归属不能确认的情况下，适用物权请求权和不当得利请求权都会发生一定的困难。因此添附制度不能为侵权请求权、物权请求权和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制度所替代，而必须在
物权法中建立独立的添附制度。
【注释】（1）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上册）,台湾三民书局,2003年修订2版,第505页。（2）前引（1）,谢在全书,第505页。
（3）参见中国政法大学
物权法立法课题组:《关于〈民法草案
物权法编〉制订》,载《政法论坛》2003第1期。
（4）参见梁慧星主编:《中国
物权法研究》（上）,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533页。（5）参见温世扬等:《
物权法通论》,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329页。
（6）前引（1）,谢在全书,第505页。
（7）参见陈华彬:《
物权法研究》,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455页。
（8）参见陈华彬:《
物权法研究》,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455页。
（9）前引（1）,谢在全书,第507页注（1）。
（10）参见姚瑞光:《民法物权论》,台湾大中国图书公司1988年版,第114页。台湾学者苏永钦则认为此种规则主要在于奖励创造经济价值,但我认为添附的归属主要是一个效率的问题,当事人约定恢复原状是不利于效率,似乎与公共利益本身无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