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这样的问题，在中国的国有企业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所以国资委在解决国有公司的管理解决问题上，仍然是它的治理结果的问题，设立董事会的问题，民主决策的问题。决策的民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我们国家在治理结构里面也可以看出，在法定代表人的问题上，也是仍然存在着问题。我们的《
公司法》修改以后，可以明显的看到法人、法定代表人做了很重要的变更。董事长也好、经理都可以作为法定代表人。但是法定代表人究竟拥有哪些权限？它在民事、
公司法里面都没有给予任何的权限。所以这样的制度就会造成我们在企业或者是公司，在治理结构的问题上，我们更多的是强调了，或者在实践中出现的是集中制。而且是在决策方面缺乏民主制度。
不仅国有企业是这样的现象，民营的公司也仍然表现出这种倾向，尤其是家族公司所体现的，缺乏治理结构里面的科学的决策、民主的决策、依法的决策。
第三个困惑，就是责任机制的缺乏。这也是中国的企业、公司脱胎于旧的企业所带来的胎痕。大家都知道，我们国有企业一开始就是要解决责、权、利的问题。或者说长期以来在中国的企业经营里面，没有利益的激励机制，也缺乏责任的机制。大家都是同样的收入，企业都应该是当作政府的职能来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缺乏激励机制里面的两个方面：一个是利益驱动机制，一个是责任的机制。进入市场经济以后，我们的利益驱动的机制加强了，但是，责任的机制仍然没有跟上。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凡是有利益的地方必须有要责任，利益和责任如何相辅相成，现在还是面临需要认真思考的。
我认为责任的机制主要是两个方面的责任：一个是企业盈利了，企业对于社会应当承担什么责任、对于职工应当承担什么责任，这个问题也是我们谈论的主题；另外一个方面的责任机制，那不是企业的利益和企业的责任，而是企业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他们的利益和责任怎么样能够相应？
从中国现在的情况来看，对于一些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的薪金，现在是大大提高了。但是相应的我们
公司法里面规定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由于违法越权，而给公司造成损失的民事赔偿的机制，实际上还没有很好的建立起来。赵新先这个例子也说明了，他可以判一年零九个月的徒刑，但是后来由于他的决策的，违法越权给公司造成的损失，没有承担任何民事的责任。所以我们应当更好的来研究，在公司的利益驱动机制和责任的机制之间的相符关系。
所以我这次的发言主要就是讲这三方面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一个就是企业自治的地位和国家干预究竟应该怎么掌握好？第二个，企业在决策和管理里面的民主制和集中制，如何能够把它处理好？第三个，企业的利益机制和责任机制如何能够配置好？我觉得这在中国20多年过去了，仍然是原来存在问题的现代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