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国家权利的干预仍然过多，无论是公司的登记、支策、市场的准入，有形、无形的规则，还使得我们设立公司有重重障碍。门槛降低了，困难还是很多。重要的是政府职能的变更，如果政府的职能的变更也不能给企业更大的自主的权力，虽然我们的工商管理部门，要把管理改为服务，但是在中国的
公司法的实践中，真正把政府权利的管理变成服务，还需要我们通过很长的时间来完善。
应该说中国的企业遗留下来的问题，官本位的现象仍然很严重。国有的公司、企业仍然具有很浓的官本位的思想，甚至包括我们新成立的一些民营企业，以公司形态的，仍然试图追求一些政治权力作为它的后台和保护伞。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公司法的修改给了公司很多的自由的空间，也允许公司自己规定符合自己特点的章程，但是实践上，我们可以看到章程在实际中的作用，往往是并不大的。中国还没有确立一个把章程和合同看成同样的法律地位的观念。往往人们还是更重视合同在法律行为里面的作用，而对于章程做了很多的忽略。不能体现公司自身的管理经营中的特点。
第二个困惑，我认为是企业的民主和集中制度的困惑。究竟是民主制还是集中制？由于中国企业是从旧的企业转变过来，所以旧的企业里面的胎痕在中国的公司管理的机制里面，应该说表现了更多的，它所遗留出来的一些问题。这就是长期以来中国的企业也好，或者是公司也好，是一长制，决策和执行不分开。所以在这样的机制上，就很难做到决策机构的民主和执行的里面的集中、个人负责，把它很好的分开。
我们应该看到，在任何一个有团体的地方都有权力，而任何有权力的地方都有一个在管理机制上，究竟是更多的强调民主的决策还是强调一个个人的权力的集中。这个问题在中国不仅是困惑企业的问题，也是困惑中国政治制度的问题，所以大到国家的权利应该如何行使，小到企业的权力如何来行使，都面临着如何解决的问题。
我们可以看到最近三九集团的老总赵新先出狱了，这在中国的企业管理制度，应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现象，或者给我们提出了警钟。赵新先是三九集团常年不衰的老总，把原来很差的搞到很好，但是最后他判刑了。他判的是1年9个月的刑，并没有任何侵吞国家或者公司的财产，而是因为他犯了“国有公司滥用职权罪”。而定这个罪是说他超越了法定的职权和程序来行使权利。有人说这是我们企业超越权限和程序而被判刑的最重要的一例，也有人说这个就是权利过分集中，一人做主，一人说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