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中国
信托法》第
四条规定：“受托人采取信托机构形式从事信托活动，其组织和管理由国务院制定具体办法。”）信托法典出台之后，中国人民银行于2001年1月10日颁布《
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以后又于2002年6月5日对该项规章进行了全面修订。人民银行还于同年6月26日出台了《
信托投资公司资金信托管理暂行办法》。因此，虽然目前尚未出现法典意义上的信托业法，但从法律渊源的广义上看，我国已经形成以《
信托法》中的个别规范和相关行政法规为基础的信托业法律制度。下文也将在此基础上展开探讨。
作者注意到《中国
信托法》第
三条提出了民事信托与营业信托的概念，（注：《中国
信托法》第
三条规定：“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以下统称信托当事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进行民事、营业、公益信托活动，适用本法。”）但并未对二者作出进一步的定义与界分。此外，该法第四条规定：“受托人采取信托机构形式从事信托活动，其组织和管理由国务院制定具体办法。”又根据《
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第
十二条的规定，“设立信托投资公司，必须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并领取《信托机构法人许可证》。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信托业务，任何经营单位不得在其名称中使用‘信托投资’字样。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一般理解，此条规定继承了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传统做法，即把信托业视为金融业中的一类，并由人民银行对其实施市场准入的管制。当我们严格对照上述规范的要求，参考有关的立法原则，能够发现这里仍然存在显著的法律冲突，由此引发相应的制度难题。
1.部门规章为自己设定的管制权限超越了立法授权。
按照《
信托法》第
四条的本意，受托人“采取信托机构形式从事信托活动”的，其组织和管理由国务院制定具体办法。也就是说，授权行政机关制定的规范仅限适用于专业的信托机构。然而，根据《
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第
十二条的规定，人民银行不仅确立了自身对信托投资公司的核准权，同时规定任何有关信托业务的经营活动，必须事先取得该机关的批准。虽然《办法》开宗明义就指出其制定根据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和《
中国人民银行法》”，但至少从《
信托法》相关条文的文义上无法读出此等“根据”来。至于《
中国人民银行法》是否赋予该银行相应的监管权力呢？应当明确，该法确实赋予人民银行以“监督管理金融市场”的职责，（注：《
中国人民银行法》第
四条第二款第四项。）然而，信托业本质上属于一种财产管理的活动，将信托活动不分种类、一概归入金融领域的做法缺乏合理的根据。无论是早期集中于土地流转中的信托实践，还是现代渗透于社会广泛领域（包括公益事业、个人与家庭财产的管理、企业经营等）的财产安排，它们无疑远远超越了金融活动的范畴。显然，将信托业的行为视为一般的金融活动并纳入人民银行的管制领域，这与人民银行的本质职能并不相符。因此，上述行政规章对信托行为许可权的规定，与有关立法存在十分显著的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