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告则辩称原告对其并不享有诉权，而且其诉求属于政治问题，应由立法和行政机关处理，不属于法院受案的范围。
1991年7月，一审法院裁定驳回起诉，除全面支持被告外，主审法官还认为如果支持原告诉求将违反
宪法规定的“不损害合同原则”。
【二审交锋】
原告不服，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诉。这一次，原告父母不仅作为其子女代理人，且亲自作为上诉人参与诉讼，并将一审法院增列为被上诉方。
1992年5月，双方各自向最高法院提交了理由书。上诉方认为，被上诉人滥用裁量权的行为违反了多项法律。首先，侵犯了上诉人的环境权，因为滥伐将为上诉人及其后代留下一个荒漠化的、贫瘠的、毫无生气的国家，而这个国家本来不是这样子的。其次，违反了国家的环境政策，即创造、发展、维护和改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满足当代人和未来世代人社会、经济和其他需要；确保达到有利于生命尊严和福祉的环境质量。再次，违反了
宪法关于促进机会、收入和财富更公平的分配和自然资源更充分、有效的利用；保护国家海洋资源；保护和促进文化传统和资源；保护和促进人们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平衡、健康的生态权利等规定。此外，被告行为还违反了
刑法中的种族灭绝理念及人类最高的法律——自然法，侵犯了诉方自我保存和自我繁衍的权利。一审法院认定的非损害合同条款属适用法律错误，伐木许可并非民事合同，即便受该条款保护，为了公共利益需要再特定情形下也可以重新考量。
被上诉方则辩称，原告未能提供具体的法律权利受到侵害，仅仅是模糊与暧昧的“环境权”，这种诉因并不有效；而且，是否批准伐木是一个政治问题，原告不应诉讼，而应请求国会通过法案来禁止伐木。再者，取消伐木协议应经过法律正当程序，一旦许可，就在一定期间内是有效的，在有效期内，既不能修正也不能取消，除非经过听证程序证明伐木违反了协议或者相关法律。
【峰回路转】
最高法院逐项考察了诉辩双方的理由及一审法院的判决意见。
最高法院首先肯定了上诉方提起的是真正的团体诉讼，因为其关系的不是个别人，而是全体菲律宾人的共同的、普遍的利益。尽管由于人数众多不可能全部到庭，但上诉方足以代表全体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