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实例9 被告人基本权利的保障问题。这可能是刑事诉讼法学所要研究的最重要的课题。但这一问题在宪法学上也具有同样的重要性。按照笔者的理解，
宪法作为国家的基本法，不过是国家权力关系法和人权法的有机组合而已。作为宪法规范的基本组成部分，人权法当然要包括人权的范围、内容和实现方式，尤其是要对任何涉及剥夺个人基本权利的措施，包括行政处罚、刑事追究在内，既作出实体性限制，又规定程序上的救济途径。美国宪法修正案中的“正当法律程序”及与其有关的权利保障条款，既为保障刑事被告人的诉讼权利确立了
宪法基础，也是
宪法对所有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的法律承诺。德国基本法中确立的“成比例原则”和“获得司法听审的原则”，也都既是
宪法问题，又是刑事诉讼问题。因此，刑事诉讼法学的一系列课题也都在宪法学上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可以说，不与宪法学研究相结合，法学者对诸如辩护权、审判前的司法审查、强制措施等问题的研究，将很难有较大的建树，甚至会寸步难行。
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不仅会遇到宪法学的问题，而且还会与行政法学发生学术上的联系。尽管中国主流的法学理论对警察权、检察权的解释有相当的模糊性，但在刑事侦查的框架里，警察权和检察权确实具有行政权的基本特征。但是，对于几乎所有涉及限制、剥夺个人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强制措施，警察机构和检察机关却拥有绝对的决定权。警察权、检察权的行政化是中国刑事诉讼中存在的一个不争的事实。因此，如何将检察权、警察权纳入司法授权、司法审查的轨道，如何为那些受到这两种行政权侵害的个人权利提供基本的司法救济，这将是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的重大研究课题。而这一研究完全可以从行政法学中获得灵感和资源。因为无论是对行政权的司法控制，还是将个人与行政机关的争议纳入到司法最终裁决的领域，这是行政法学上的核心问题。这在刑事诉讼法学中尽管表现为警察权、检察权的司法控制以及当事人诉权的维护问题，但其实质仍然是行政法问题。因此，笔者一直将刑事审判前的司法声查机制视为“刑事诉讼中的行政诉讼制度”。
刑法是实体法，
刑事诉讼法是程序法，两者都属于广义上的“刑事法”，因此存在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在实际的刑事诉讼过程中，
刑法和
刑事诉讼法的区分并不是泾渭分明的，而经常被交叉适用。甚至
刑法上的一些规范还经常直接包含在
刑事诉讼法之中。例如，
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以及刑罚制度，在证据法上属于证明对象的范围；
刑法上确立的包括正当防卫、紧急避险、不到刑事责任年龄、不具备刑事责任能力、没有作案时间等一系列的免责规则，都需要在证据法中确立明确的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的特殊规定。另一方面，从实现刑事法治的角度来看，
刑法和
刑事诉讼法都具有对国家刑罚权进行限制的功能，只不过
刑法是从规范犯罪构成要件、明确刑罚种类和幅度、设定刑事追究标准等方面来发挥作用的，
刑法确立的罪刑法定、罪刑相适应等基本原则，也无一不是对国家定罪权、量刑权的法律限制。而
刑事诉讼法则是从规范刑事追诉机构的权力、明确被告人的防御权利、确定刑事追究的证据标准等角度来发挥作用的，
刑事诉讼法确立的无罪推定、正当程序等一系列基本原则，也几乎都对刑事追诉机构、司法裁判机构的权力施加了限制。因此，罪刑法定与无罪推定被人们直接视为现代刑事法的两大基石。也正因为
刑法与
刑事诉讼法之间在法律功能上存在一定的相似性，因此一些刑法学者明确提出了“刑事一体化”的学术发展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