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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价值判断问题仍然是可以进行科学研究的，只不过研究者不应采取主观性较强的态度，而应从分析现状、解释成因和预测未来的角度，从一定的客观事实出发，作出客观性的研究。
同样，尽管笔者对多年盛行的“对策法学”思路提出了异议，却仍然不排斥那种针对立法对策的研究活动。笔者所担心的是，很多对策研究都带有明显的武断性，对于改革所面临的困难和阻力估计不足，以至于造成一些司法改革措施未必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
研究实例2 审判方式改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法学界曾对中国的“刑事审判方式改革”做出过对策研究。当时绝大多数学者都主张引入英美对抗式诉讼模式，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抗辩式”或“辩论式”诉讼制度。但是，引进这种新的审判方式真的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吗？诸如法官审判前形成预断、法庭以宣读案卷笔录方式进行审判、法庭审判流于形式、辩护效力不大之类的问题，在审判方式改革后不都照样存在，甚至还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向吗？（注：有关审判方式改革的分析，参见陈瑞华：《刑事审判原理论》（第2版），第5章以下；陈瑞华：《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章以下。）时至今日，笔者经常作出这种反思：当初讨论审判方式改革的时候，假如法学者不是“同仇敌忾”地进行对策研究，像投身社会变革运动一样推动这种审判方式的改革，而是存在不同的声音，至少有反对引入对抗式诉讼模式的观点，那么，立法者在改革审判方式问题上岂不可能更加谨慎吗？
由此看来，对策法学家们似乎只关心制度的变革和规则的修改，而很少顾及制度、规则在中国司法体制框架内能否得到实施。但是，法律的生命恰恰在于实施。在立法对策方面，法学者固然可以充当立法进程的推动者和司法改革的参与者，但至少应有一部分学者站在观察者、研究者的立场上，来分析问题、解释现象、预测将来的发展动向，甚至对改革方案、立法对策本身的合理性、可行性进行深刻的反思。换言之，独立的法学研究者完全可以将立法对策本身作为经验分析和实证研究的对象。
可见，将刑事诉讼法学的功能定位在“解释”方面，实际意味着法学者应将其活动重心放在对刑事诉讼法律规范及其社会效果的“知”上。至于刑事司法制度的改革、有关立法的完善、有关法律规则的建立等，则属于“行”的范围。当然，笔者并不反对法学者充当社会活动家，去亲自推动制度的革新和立法的进程。但需要注意的是，将作为自己研究成果的“知”亲自付诸实践，实际要冒很多、很大的风险。在这一问题上，法学家不如政治家，甚至也不如立法官员，在推动改革和立法方面更加善于调整关系、平衡利益，从而富有实效。相对于“知”而言，“行”的活动很难算得上严格意义上的学术活动。当然，我们不仅不反对，而且也主张，所有的“行”都应尽可能建立在科学的“知”的基础上。只不过，与所有学术活动一样，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不可无限地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而应当为那种真正意义上的学术活动划定相对固定的界限。
三、基本的问题意识
与对策法学的盛行密切相关的是，一些法学者缺乏基本的问题意识，对于“问题是一切科学研究的出发点”这一点缺乏深刻的认识。无论是法学论文还是学术专著，往往采取了一种类似教科书的学术体例。这种体例的典型模式包括以下基本构成要素：概念、性质和意义；理论基础；历史演变；比较法的考察；中国的现状和问题；解决中国问题的构想和立法对策。甚至在很多法学博士论文中，这种带有“教科书体例”的学术模式也较为广泛地存在着。但是，这种不以问题为出发点的研究方式，注定是不可能产生较大学术贡献的。这是因为，研究者并没有提出作为核心论题的假设，也没有围绕着这一命题的成立进行论证和组织材料；研究者也无法解释究竟哪些是他人提出的概念、范畴和理论，哪些是自己的学术贡献；这种研究带有明显的总结和综述的痕迹，对于推动法学研究的举步和创新，意义甚为有限。（注：对于法学博士论文研究缺陷的反思，参见刘南平：《法学博士论文的“骨髓”和“皮囊”》，《中外法学》2000年第1期。）
在这种采取“教科书体例”的论文和专著中，研究者动辄对有关制度的纵向演变和横向比较问题进行较大篇幅的论述，而忽略了自己所要分析、解释的问题之所在。当然，这种研究对于总结历史经验、积累外国法的资料，还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毕竟，无论是法律制度的发展历程，还是外国法的经验事实，对于解释和解决中国法所面临的问题还是可能具有启发和参考价值的。不过，研究者假如完全带有“借鉴”、“移植”和“引进”的目的对待外国法以及法律制度的演变历史，实用地采取“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态度，那么，这种研究就有可能带有明显的主观性和武断性，而不可能提出一些客观的知识。尤其是在如何对待外国法的问题上，一些从事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学者经常有意无意地将外国法的制度和理论奉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以为中国立法机构只要移植和引进这些制度，中国的问题也就能得到相应的解决；中国法学界只要接受这些法律理论，中国的法学理论也就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但是，无论是来自外国的制度设计还是外国学者提出的理论，都只是为了解释和解决其本土问题而被提出来的，它们是否以及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解释和解决中国的问题，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更何况，研究者假如连中国的问题究竟是否存在以及究竟是什么都不清楚，那么，这种对外国法律制度和外国法律理论的介绍和分析，又能够达到什么样的积极效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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