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部门法律史研究
本次年会部门法制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领域：
1、民商法史
讨论古代中国民法，学界已经取得了不少很有价值的成果。但与对古代中国刑事法的研究相比较，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都尚嫌不足。甚至古代中国民法的有无都成为争论的问题。“民法实质上存在，却缺乏存在的形式。这应该是个矛盾”。卜安淳先生提交的论文《民间法国家法互动中的古代中国民事法》从民间法国家法互动的角度探讨中国古代民法的发展，试图解开这个矛盾。他认为古代中国的民事法体系是民间和官方共同建构的。民事法的系统形式存在于民间，而国家法以相关内容确定了对民间民事法的支持，对违反民间民事法的犯罪行为予以处罚，对因这种犯罪行为而受侵害的权利主体予以救济。民间法与国家法有时是协调的，有时则有矛盾，只有民间法与国家法和谐发展，民事法体系才能真正确立，才能对社会的稳定发展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卜先生的这一解释能否最终解决这一问题，还有待时间的检验，但他从土地法律关系、家族法两个领域对这一问题进行论证的思路，值得肯定。
王明锁在《从中国古代法律中看典权制度的生存条件和价值功用——兼论典权制度在当今物权立法中之命运》一文对我国古代典权制度及现代发展进行了系统分析。典权制度曾是中国所特有的经济法律制度，其产生条件既有普遍存在的债的关系的法理依据，又有中国小农经济社会商品经济落后的个性土壤。国外商品经济相对发达，未有典制出现。我国商品经济的发展，使传统典制已失其存在的基础和条件。纵观我国典权制度的规定，其担保功能宜肯定保留。结合我国现行担保制度规定的不完善和经济生活中的担保实际，可将传统典权制度与典当制度结合改造为一种新的典押担保制度。这既有利于促进资金的融通和商品交易的发展，又有利于物的效益的发挥和保障债权人利益的视线，且在理论上进一步构建出既符合市场经济发展需要，又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制度。李玉生教授提交的论文《中国古代法与现代民法物权制度的比较研究——兼及＜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草案）＞的相关规定》，从动产与不动产的区分、土地所有权、特殊动产所有权的取得、永佃及一田两主与土地承包经营权、典与典权的存废等几个方面，就中国古代民法与现代物权制度进行了比较分析。作者认为，物权制度是现代民法的重要内容之一，但中国古代法也有类似于现代民法物权制度的规定或习惯。挖掘这些传统资源，对当前
物权法的制定有所助益。以上两篇文章，都涉及到了古代中国民法的现代价值问题，文章既有分析，又有结论，有一定的思想深度和参考价值。我们相信，制定中国民法典的衮衮诸公，如果能够多读读民法史学者的文章，那一定会有益于制定出既不违世界潮流、又符合中国国情的民法典来。
海外学者对中国民商法史的探究，同样充满兴趣。香港中文大学苏基朗教授提交的论文《中国前近代商品市场的法律机制》，通过宋元时代的闽南、晚明时期的松江两个地区个案，观察前近代中国商品市场的法律机制。并从这种市场与法律间互动的历史个案，探索中国法律文化的现代意义。作者认为，所有经济行为，都不能离开其特定的制度结构而运作。而制度与经济表现的关联，则在于交易成本。一个经济需要建立低交易成本的体制，始能配合配合生产力及其他诸如资本及资源等市场要素而长期维持良好的表现。关于宋元时期的闽南海外贸易市场经济，例子有海上贸易法、外贸产权法及外贸契约法。晚明时期松江地区棉纺织品市场，例子则包括棉布店家商标的法律保护、棉布贸易契约法及委托销售契约法规。这说明前近代最发达的中国市场经济，自有其相应的法律体制基础。美国学者曾小萍(Madeleine Zelin)提交的论文《清末民初的财产权和商业投资》，探讨了契约在清末民初构成财产所有权的作用以及这种以契约为基础的所有权制度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她认为，中国法典很少谈到私人之间的经济交易，研究中国法律文化，必须看法典以外的材料，包括官府衙门对这些纠纷的处理档案。透过中国古代戏剧、小说、诉讼文书等材料，可以看出契约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并构成民间知识的一部分，广泛应用于如分家、订婚、立嗣、土地租卖等普通交易中，而传统法官只对民间所立契约进行形式审查而很少实质审查并严格保护真实契约。这表明，在十八、十九世纪，契约在中国有相当的国家性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代替了国家法律。上述两位海外学者的文章和大会报告，对于我们重新认识传统法律制度下中国经济贸易及民事活动的开展很有启发。长时间以来，受传统“重农抑商”和“重义轻利”观念的影响，中国民事法律的实际运作模式研究受到了忽视。从而得出“中国法律传统是反理性的”这样似是而非的结论。海外学者的研究表明，中国传统文化与法律理性、商业理性并不矛盾，中国人在民事经济活动中，同样具有强烈的理性主义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