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见，刘宗德：《日本行政调查制度之研究》，载于《政大法学评论》第52期（1994年12月）。
参见，皮宗泰、洪其亚：《违法行为能否推定 — 对一起公安行政赔偿案件的分析》，载于《行政法学研究》1998年第3期。
公安部在1990年11月6日发布的“关于
切实纠正公安机关办理诈骗财物案件中的不正之风的通知”中指出：“一些基层公安机关在办案中，存在着严重的违法乱纪问题。主要表现：一是超越公安机关案件管辖权限，直接插手一般经济纠纷案件。”“对确属一般经济纠纷的，不要作为案件受理。”
公安部在1992年4月25日发布的“关于
严禁公安机关插手经济纠纷违法抓人的通知”中又一次明确指出：插手经济纠纷的表现之一，就是“超越公安机关权限，插手合同、债务等经济纠纷案件”，这“既是严重的不正之风，更是严重的违法乱纪行为。它严重损害公安机关的形象和声誉，造成很坏的社会影响，引起当事人的不满和愤怨对立情绪，有的甚至引发一些不安定因素。”因此，“务请各地公安机关的领导认真重视，采取坚决措施，彻底纠正。”并且要求“凡属债务、合同等经济纠纷，公安机关绝对不得介入。”“对于已经发生的干警严重违法乱纪行为，要坚决严肃处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要坚决绳之以法；今后违反本通知的，更要从严处理。”
公安部在1995年2月15日又发出“关于
严禁越权干预经济纠纷的通知”，指出：“为了防止公安机关和民警越权干预经济纠纷，公安部已经三令五申，要求各地公安机关不得干预经济纠纷，切实纠正办理经济案件的各种违法行为和不正之风。”“对于继续把经济纠纷当成诈骗案件办理的，上级公安机关应予警告纠正；对不予改正者，要追究主管领导的责任，并通过新闻媒体予以暴光。对因越权干预经济纠纷造成行政或刑事赔偿的，按《
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应当责令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民警承担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费用。对未经批准，擅自抓人、扣人或以种种借口拒不执行有关法律和规定，拒不执行上级公安机关依法纠正的指令，严重违法乱纪的民警，特别是有关领导，要坚决处理，直至撤销职务；情节特别严重、造成严重后果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从上述的公安部文件可以看到：一、对汤洪友和胡世其的债务纠纷，派出所根本就无权介入干预；二、对派出所的违法介入，只规定了由上级公安机关来纠正一种途径；三、没有规定当事人对违法传唤可以申请复议机关或法院予以制止。正是因为对传唤性质、特别是能不能告等问题并不明确，派出所的活动又不能时常置于上级公安机关的监督之下，再加上相对人的权益保障意识还不够高，因此，被害人汤洪友只好服从违法的传唤，到派出所接受讯问，接下来就是惨剧的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