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传唤作为一种强制执行的方式，或者说，作为传唤的一种担保方式，是涵盖在传唤之中的。也就是在批准传唤的同时，就已经连带批准了强制传唤，不需要再就强制传唤申请特别的批准，也不需要使用专门的法律文书。这样的理解既反映了实践的需求，也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
实践部门的很多同志受到刑事诉讼的影响，认为，要经过两次合法传唤，被传唤人无正当理由拒不执行时，才能实施强制传唤。这种看法有问题。因为经过一次合法传唤，被传唤人拒不执行，就足以说明其藐视执法权威。又因为治安案件必须尽快解决，证据必须及时收集，所以，不必等到二次传唤、执法权威再次被侵犯之后再来实施强制传唤。一次合法传唤即为已足。
强制传唤时，可以使用手铐、警绳等约束性警械。但是，并不是说，只要实施强制传唤，就一律使用手铐或者警绳。警械的使用必须遵守比例原则，只有在当被传唤人出现暴力抗拒、拒不前来或者有可能逃跑时，才可使用警械。如果被传唤人看到警察前来强制传唤，幡然悔悟，表示愿意接受传唤，就没有必要使用警械。使用手铐绝对不是对被传唤人拒绝接受传唤的一种制裁。因此，实践中那种不管三七二十一，只要是强制传唤，就用戴手铐来给被传唤人一个“下马威”，作为其不接受传唤的一个教训，是不正确的。
在传唤结束之后，如果确需继续查证的，可以再次传唤。但不得以连续传唤的方式变相拘禁违法嫌疑人。实践部门有同志提出，能不能在规定中明确说明什么情况算是“连续传唤，变相拘禁违法嫌疑人”？比如，是隔一天，一周，还是一个月？我认为，这从立法技术上是不太可能的。因为算不算是“以连续传唤变相拘禁违法嫌疑人”，是从传唤的目的上看的，而不是从时间的间隔上去把握的。一般来说，对违法嫌疑人传唤之后，他能说的、肯说的情况已经基本掌握，警察的任务就是做进一步的外围调查和核实，去寻找新的线索、收集新的证据。除非有新的、实质性问题需要再次传唤，原则上不能紧接着传唤。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建立“实质性问题”理论来作为判断的标准。
三、 传唤时间
治安违法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明显低于刑事犯罪，治安处罚力度也比较低，在调查阶段对当事人采取的限制人身自由的传唤措施，不应该比最后作出的治安处罚还要严厉，因此，传唤时间不宜太长。[9] 严格限定传唤时间，能够督促警察尽快调查结案，不要拖沓办案，也能切实保障被传唤人的人身自由不受过分侵害。但有意思的是，在传唤时间上，法律规定可以说是“一波三折”，有一个变化的过程。
在《
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时候没有很细的分档次，就笼统地规定：“案件复杂、适用行政拘留的不超过24小时”。在实践中就容易显现出其弊端，个别民警只要一传唤就是24小时，“打顶格”，其理由是该案还没有查清楚，怎么知道是适用拘留还是不拘留。
为了扭转这个现象，给相对人提供更加周全的法律保护，2004年实施的《
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中分成一般治安案件不超过12小时，复杂的、适用行政拘留的案件不超过24小时。[10] 分成两个档次以后，的确在解决基层顶格传唤问题上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是，在实践中也碰到不少问题，因为流动人口大量增多，我们往往对流动人口信息掌握得不是那么有利。所以，流动人口作案，如果不能在传唤时间内进行处置，一旦放出去以后，就会失控，他就可能跑掉，这个案子就会“夹生”。还有一些伤害案件，鉴定有的时候不能在24小时里出来。如果碰上对方是一个流动人口，或者想逃避处罚的，传唤结束后，他就跑了，这极容易造成受害人的上访。受害人觉得很委屈，“我把作案人都扭送到了派出所，我还在医院治疗，现在人却跑了，我的医疗费也没有人赔了！”他觉得冤，就不断上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