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将围绕传唤方式、时间等问题，注重回应实践中提出的问题，用历史分析的方法，梳理有关立法在这方面规定的变迁脉络，加强对其中主要制度、尤其是变化之处的实证思考与批判，以期能够为实践提供有益的指导性意见。
在部门行政法（警察法）的研究上，我更加崇尚具体问题分析而非抽象思维，把“脸”更近地“爬在实务的黄土地上”。所以，本文的研究基本上是采取了问题分析方法，重视对实践问题的梳理与回应。文中所涉及的实践问题，基本上是通过我到各地讲座时与警察面对面交流、访谈，有些还是个别深度访谈的方式，以及警察向我咨询的方式获得的。自2004年1月1日《
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实施以后，我到过很多地方做专题讲座。2006年3月1日《
治安管理处罚法》实施之后，特别是2006年3月29日由公安部部长办公会议通过修订之后的《
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于2006年8月24日发布施行之后，我又就这个专题应邀到不少地方讲座，（有的时候是将上述两个专题结合起来讲授）。在讲座中，为了使讲座内容能够更加切合实践部门的要求，我都建议主办单位事先帮我收集基层民警的问题，或者在讲座过程中让学员“递字条”。很多来参加培训的基层领导、民警也是带着问题来的，在课间我们不断就实践问题进行双向的交流和探讨。所有这些能够保证本文的研究建立在较为扎实的实证基础上，建立在对实践有较为充分把握的基础上，做到有的放矢，而非“无病呻吟”。
二、 传唤方式
传唤分书面传唤和口头传唤。原则上要求使用传唤证，但对当场发现的违反治安管理的人可以口头传唤。传唤到案后，应当在询问笔录中注明询问地点、违法嫌疑人到案经过、到案时间和离开时间。[8] 经过合法传唤，违法嫌疑人无正当理由不接受传唤或者逃避传唤的，可以实施强制传唤。
随着通讯方式越来越多样化、越来越便捷，实践中就提出能否用电话、手机、电子邮件、传真等方式来传唤？考虑到实践部门执法任务繁重，警力有限，也可以用电话等方式让被传唤人先来，再补办传唤证。但是，电话等方式通知不像送达传唤证，不太容易识别信息的真伪。所以，电话等方式通知只能算是一种通知行为，不是正式的传唤。假如被传唤人怀疑信息的真实性，不来接受询问，公安机关也不能对其实施强制传唤。当然，我们也要看到，随着电子政务的推广运用，电子签章法的实施，如果我们能够解决上述传递信息的真实性，那么，也不排除今后行政执法中会出现新的传唤方式。
有警察提出，“传唤——强制传唤”的规定不符合实践要求，是“坐在办公室里想出来的，根本不切合实际”。并举例说，对于流动人口，你给他一个传票，要他明天到派出所来，搞不好他连夜就跑了。第二天，你还强制传唤谁去？
这实际上是对传唤与强制传唤之间的衔接关系和立法目的有误解。之所以要先经过合法传唤，主要是想尽可能取得被传唤人的协力配合，尽量避免刺激对方产生对警方的强烈抵触情绪，甚至是暴力反抗，降低行政执法成本。被传唤人能够自动来，执法成本无疑是最低的，也不容易发生正面的顶撞和冲突。但是，考虑到被传唤人也有可能拒不接受传唤，就要给警察一定的强制手段，强制传唤。因此，上述立法的意图不在两个行为之间的时间间隔要有多长，而是把着眼点放在前边，“先礼后兵”，争取被传唤人的合作。对于流动人口，或者其他不易控制的人员，可以在传唤时就要求其立刻随警察到派出所接受讯问。如果被传唤人当场拒绝，又没有正当理由，那么，当时就可以实施强制传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