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董事表决权例外排除的立法范式：(1)就英美法系国家而言，
公司法一般对董事与公司间缔结契约的自我交易行为进行了严格的程序规制，并建立了规范的表决权例外排除制度。《美国商业
公司法(示范文本) 》第8. 62条、美国法学会《公司治理原则》第5. 02条以及许多州的
公司法均将无利害关系董事的授权或批准作为董事利益冲突交易行为生效的要件之一。《美国商业
公司法(示范文本) 》第8. 62条第4项还专门规定了“合格董事”即“无利害关系董事”的定义，即所谓“合格董事”指“涉及董事冲突利益之交易时，该董事并没有：(1)在该交易上有冲突利益，或(2)与该交易之上有冲突利益的另一董事有家庭的、经济的、职业的或雇佣的关系，此类关系于当时情形下有理由被预期，将会在该董事参加投票时影响其判断。”《美国商业
公司法(示范文本) 》第8. 60条同时对“冲突的利益”、“董事冲突利益交易”与“交易之时”进行了解释与界定。又如， 1985年《英国公司法》第317条和《示范公司章程》第85条规定，在自我交易契约中有利害关系的董事，必须就其在该交易中直接和间接利益的性质向董事会充分披露，并经非利害关系董事同意。(2)在大陆法系国家里，《德国股份法》未对董事、监事的表决权排除制度作明文规定，但在学理上此制度已为大多数德国学者所主张。《日本商法典》第260条之二第2项、第3项规定：“就前项决议具有特别利害关系的董事，不得参加决议；依据前项规定不得参加决议的董事，不计入第l项董事的数目之内。”我国台湾地区
公司法第
180条和第
206条也作了类似规定。法国《商事
公司法》亦承认董事表决权例外排除制度。
(二)我国公司表决权例外排除制度的构建
1. 我国公司表决权例外排除制度的立法实践与不足
我国现行《
公司法》未设条款规定公司表决权例外排除制度。但在国有企业改制上市中，形成了大量的原国有企业集团公司对上市股份公司的绝对控股情形，以及利用该控制地位通过不当关联交易行为变相套取上市公司的募股资金，致使证券市场长期低迷不振，广大中小股东利益屡屡受损。为此，中国证监会于1997年在《
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第
72条中规定“股东大会审议有关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股东不应当参与投票表决，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不计入有效表决总数，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应当充分披露非关联股东的表决情况。”并要求“公司应当根据具体情况，在章程中制订有关联关系股东的回避和表决程序。”在第83条对董事表决也作了类似规定，并要求“公司应当根据自身情况，在章程中制订有关联关系的董事回避和表决的具体程序。”从而以章程示范的形式指导性地确立了我国公司表决权例外排除制度。同年，中国证监会第61号文件《关于
上市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有关问题的通知》第
5条第2款要求“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对担保事项做出决议时，与该担保事项有利害关系的股东或者董事应当回避表决”，将表决权例外排除首次应用于公司内部人与公司缔结关联协议中。2000年4月，沪深交易所在股票上市规则中也明确了关联股东的表决权例外排除制度。同年5月18日中国证监会在修订的《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中规定：“股东大会就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涉及关联交易的各股东应当回避表决，上述股东所持表决权不应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2001年修订后的沪、深两市《股票上市规则》第7章第3节第6条规定：“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应当遵循以下基本原则：(一)符合诚实信用的原则；(二)关联方如享有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表决权，除特殊情况外，应当回避表决；(三)与关联方有任何利害关系的董事，在董事会就该事项进行表决时，应当回避；(四)上市公司董事会应当根据客观标准判断该关联交易是否对上市公司有利。”第7条规定：“上市公司关联人与上市公司签署涉及关联交易的协议，应当采取必要的回避措施：(一)任何个人只能代表一方签署协议；(二)关联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干预上市公司的决定；(三)上市公司董事会就关联交易表决时，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属下列情形的，不得参与表决：1. 与董事个人利益有关的关联交易；2. 董事个人在关联企业任职或拥有关联企业的控股权或控制权的，该企业与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3. 按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应当回避的；(四)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就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关联股东不得参加表决。关联股东有特殊情况无法回避时，在上市公司征得有权部门同意后，可以参加表决。公司应当在股东大会决议中对此作出详细说明，同时对非关联方的股东投票情况进行专门统计，并在决议公告中披露。”随后，中国证监会2002年《
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购买、出售、置换资产若干问题的通知》第
10条规定，“在此类交易中涉及关联交易，且该关联交易可能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化的，关联股东应当回避表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