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受儒家“德主刑辅”思想影响，儒家所提倡的慎刑思想开始复燃。这一时期肉刑被废除，中国的刑讯制度得到了发展，各方面都开始规范化。表面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实际上酷吏垄断司法，重刑遍于社会。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长期处于分裂割据状态，儒家思想又一次面临了挑战，刑讯制度又开始盛行，并且出现了一些新的非常规的如“测罚”和“测立”等刑讯逼供方法。
　　到了唐朝，儒家思想被统治者大力弘扬，这一时期的刑讯制度已经十分完备。唐初统治者强调执法审慎，要求司法官重视证据，对于证据不足者，不得轻易判决。虽然口供仍然是判决的基础，法律准许为了取得被告人的口供而采用刑讯手段，但无论从程序上或是实体上，法律都作了很完备的规定。其内容具体包括：第一，刑讯前提的规定。《唐律》载：“诸应讯囚者，必先以情，审察辞理，反复参验。事须讯问者，立案同判，然后拷讯违者，杖六十”。《疏议》解释：“依《狱治令》：察狱之官，先备五听，又验诸证信，事状疑似，犹不首实者，然后拷掠┅若不以情审及反复参验而辄拷者，合杖六十。”可见，唐代仍坚持传统的先情讯后刑讯的作法。第二，不应刑讯的情形和对象规定。唐律规定了两种情形和三种对象不能对他们进行拷刑。两种情形分别是：一是赃罪如果赃物和罪状已查获证实；杀人罪的证据，事实已经查清，又在事理上没有可疑之处；二是像犯罪情事，本刑已经赦免，虽然还须再追查究问者，不应拷刑。三种对象包括：一是享有议、请、减法律特权地贵族；二是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和十五岁以下的小孩；三是废疾者。第三，暂时不应刑讯的规定。怀孕妇女和囚犯有“疮病”在身者应暂缓刑讯。第四，对刑讯次数、间隔时间的规定。唐律规定拷囚不得超过三次，总数不得超过二百。在两次拷之中要相隔二十天。如果超此限而拷囚至死者，司法官徒二年。第五，拷讯刑具和受刑部位的规定。唐律规定拷讯刑具为杖，杖打部位为“背、腿、臀分受”。第六，反拷被告的规定。唐律规定“诸拷囚，限满而不首者，反拷告人。其被杀被盗家人及亲属告者，不反拷。拷满不首，取保并放。违者，以故失论。”这些规定可谓极其详尽，当然在司法实践中，法律条文无法束缚住酷吏们对刑讯的滥用，出现了诸如周兴，来俊臣之流以严酷著称的酷吏。法外用刑有愈演愈烈之势。
　　宋在沿袭唐律的基础上，刑讯制度有了某些发展，概括起来有：第一，关于刑讯限制方面。地方官对于案件勘察属实时，不能进行刑讯。只有在勘验情况与原告供词不同或者赃证都不招供认罪时，方可进行拷掠。由此说明法律对刑讯限制性加强，这是值得肯定的。第二，关于刑讯中司法官回避制度的规定。“诸鞫狱官与被鞫人有五服内亲，及大功以上婚姻之家，并受业师，经为本部都督、刺史、县令，及有仇嫌者，皆须听换。推经为府主，亦同。”这一规定使回避在司法实践有了可操作的依据。第三，加重了司法官刑讯责任的规定。宋刑不惜以比唐律重得多的刑罚调整司法官在刑讯中的责任问题，目的就在于有效防止或减少诉讼中滥用刑讯的现象。此举不失法律之公允。第四，明确拷讯囚徒十日内致死要负刑事责任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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