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制宪权和修宪权都需经过一定的程序，但是程序对于两者具有不同的意义。制宪程序只是
宪法的制定过程，是一种事后描述的概念。因为，在制宪权之前并不存在限制制宪的任何规范，也就不可能存在限制制宪权的程序。虽然制宪过程总具有一定的程序，这只是制宪过程的一种程序安排，作用在于使制宪有序地进行。虽然一种好的程序能够使之更完美地行使，使之更好地吸纳主权者人民的意志，从而更具有合法性和正当性。但是这种程序本身既是制宪机构所制定，就不可能限制制宪机构，当然更不可能限制制宪权主体——人民。我们对这种制宪程序进行归纳比较都是一种事后描述，作用一方面至多从量上而非质上来论述相关制宪行为的正当程度，另一方面记载以供后世借鉴。
修宪程序则不同，它不是描述性的，而是规范性的。和制宪程序在制宪过程中产生不同，修宪程序先在于修宪行为，修宪权的行使必须依照其进行，否则即为违宪。
宪法的修改程序几乎自成文
宪法诞生日起，就成了许多国家宪法典的内容。修宪程序的法定化使
宪法修改过程在很大程度上被纳入法定的轨道，成为一种
宪法现象；修宪议案从提出、审议，到表决、公布都有一套明确、严格的程序规则；修宪机关必须依照法定的步骤、时序和方式行使职权；任何违反法定程序的修宪行为都应受到否定。这些程序规则历经时间的涤荡，沉淀于各国的宪政制度之中，凝练为系统的稳定的规范体系，成为维护
宪法秩序、进而保障由此产生的各项宪法规范科学、公正的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并且，
宪法修改的程序也是
宪法本身的一项核心内容，一般认为不属于
宪法修改的范围。施密特认为，“修宪权是一种在保持
宪法的条件下、按照宪法律规定的程序作出变更、补充、增删的权力，而不是一种制定新
宪法的权力。它不能变更、扩展修宪权自身的根据，或者用别的根据来取代这个根据；比如，它不能按魏玛
宪法弟七十六条的程序来修改七十六本身，规定宪法律可以通过国会的简单多数决议予以修改”。[⑦]芦部信喜也提出，日本国宪法第96条所规定的
宪法修正国民投票制，是将国民的制宪权思想直截了当地加以具体化的规定，若将其废止，则具有动摇国民主权之原理的意味，故而对其修正一般理解为不被容许。[⑧]
最后，从存在的形态讲，制宪权有着规范和实践形态两种差别，两者并不一致，而修宪权则相对统一。从理论上，应该是先有制宪权，才产生了根据
宪法的国家机关。但实践上，国家总是在制宪权之前。人民并非在建立国家之前先制定
宪法，相反是通过政治国家来制定
宪法。因此，理论形态的制宪权只是一种假设，理论上我们假定存在制宪权，假定事实存在的政治国家通过制宪权产生，进而使之具有正当性。这种正当性实际上也是对政治国家存在及发展的规范和制约。而修宪权则不存在这种担忧，修宪权首先以规范的形态存在于
宪法之中，其行使必须依照
宪法的规范进行，否则即为违宪的制宪。所以，修宪权在规范和实践形态是一致的，它是一种实证法上的权力，有别于制宪权作为实证法之上的假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