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变迁和代际更替往往是同时进行的。这里产生的问题是后代人是否具有制宪权。从理论上，应该肯定后代人具有制宪权，他们的制宪权并不因为先辈的第一次制宪行为而受到剥夺。杰斐逊认为，“没有一个社会能够制定一部永久性的
宪法，甚或一项永久性的法律，地球永远属于活着的一代人……他们前辈的
宪法和法律，在其自然过程中和制定它们的人一起消亡……如果它们强制执行下去，这就是暴力行为，而不是权利的行为”。①前一代人的
宪法体现了前一代人的意志，因此对前一代人而言它具有合法性和正当性，从而可以约束他们的行为。但是对于后人而言，他们没有参加
宪法的制定，
宪法并不体现他们的意志。真正体现他们的意志的，应该是他们亲自制定的
宪法。从
宪法民主的本质出发，只有后人自己制定的
宪法才能够约束他们。从另一方面说，应该认为前人也只是为他们自己立法，不应该认为他们是在为后人立法。杰斐逊认为，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
宪法和法律，我们应该尊重每一代人所处的情境和他们在具体情境下的选择，而不应该否定他们的主动性。他说：“有些人以假装虔诚的心情看待
宪法，认为它们是约柜，神圣不可侵犯”，如此以往，“文明社会永远处于野蛮先祖的统治下，等于硬要一个大人穿他小时候的衣服。就是这个荒谬的想法最近使欧洲血流成河。……我们不应该学这个样，不要以为一代人不及另一代人不能照管自己，处理自己的事务”。②
因此，如果我们认为
宪法是人民意志的体现，那么我们就应该承认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制宪权。但是，当
宪法存在以后，这样的一种制宪权是否有必要以其本来的面目表现出来。这又成为我们的问题。绝对地主张每一代人的完整性、不受限制的制宪权忽视了社会生活的延续性。社会是发展变化的，但变化是有规律性的变化，发展是有继承性的发展。法律制度作为社会结构的反映，既有创新的一方，又有继承的一面。社会不是瞬息万变的，法律制度也不应朝令夕改。“现代社会的人们不可能在一张白纸上挥洒自如地建设民主宪政制度，作为走向现代民主宪政制度的基础，在他们能够对其作出选择之前已经存在了。现代社会的人们是在既定的条件下追求民主宪政制度的”。①如果我们轻易地全盘抛弃过去的制度，在一片废墟上重新建立，那就是重复建设，是枉费心力﹑愚不可及的。杰斐逊虽然强烈主张每一代人都有平等的制宪权，但在制度设计的过程中，他也不认为这种权力有必要以其本来的面目出现和行使。他提议：“为了人类的和平与幸福，
宪法应该规定每19年或20年提供这样做的庄严机会，使
宪法得以定期修改。”②
修宪权作为制度由此产生。
宪法存在以后，并不否认每一代人都享有制宪权。
宪法是人民意志的表达，每一代人都可以根据时代的变化，自主选择适合的制度。但社会是延续性规律性地发展的，人民的这种选择权和主动权的体现不应该以重新制定一部
宪法来实现。相反，通过
宪法修改制度删除和修改已经陈旧的
宪法规定、增添需要的规范，这才是理性的选择。因此修宪权实质上就是作为修宪权的行使形态而出现，这是制宪权和修宪权同质性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