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建立的初期，我们党保持了革命时期的优良作风，发扬了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敢以惩治贪污腐败（如判处了贪污犯张青山、刘子善死刑，开展“三反”、“五反”运动等）。那时的官员是比较清廉的。上个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从另一个侧面证明，清官文化有复苏迹象。而我国的第一部
宪法，在几乎经过全民性的大讨论后制定了出来，这一过程是人民群众对
宪法认识加深的过程，无疑为中国宪政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这一段时期内，清官文化与宪政文化的本质矛盾并没有表现出来，看起来似乎并行不悖。文革十年，既打碎了清官文化，又打烂了宪政文化。文革的开端便是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吴晗因《海瑞罢官》而含冤死去，之后几乎所有的清官戏都受到了批判；作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在挨红卫兵批斗时，只好拿出《
宪法》来保护自己，然而那时的《
宪法》已成为一纸空文。对此，我们只能说，人治发展到了极点，不仅消灭了法治，甚至连一点文化的遮羞布都不要了。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经济得以快速发展，社会转型加速，国家的控制力有减弱的趋向，贪污腐败现象逐年增加，渐渐地成为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于是便出现这一场景：一方面，腐败案件发案率在提高，国家治理腐败的力度在加大；另一方面，与腐败现象相对立，社会主流文化中的清官文化热逐年升温，仅从电视剧方面来说就有《宰相刘罗锅》、《一代廉吏于成龙》、《铁齿铜牙纪晓兰》、《包青天》等数十部称颂清官的作品，而且收视率还很高，这反映出社会大众具有极其浓厚的清官意识。清官文化的繁荣，挤占了宪政文化在社会主流文化中的位置，不利于宪政文化的发展与成熟。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1、清官文化不利于
宪法至上意识的形成。公民的
宪法信仰是实现法制，走向宪政的精神支柱，
宪法至上是
宪法文化形成的重要标志，是人类走向法治的第一个里程碑。卢梭曾说：“一切之中最重要的一种；这种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们的内心里；它形成了国家的真正
宪法；它每天都在获得新的力量……”![11] 如果我们盲目的崇尚清官文化，就是对人治极力推崇。这样以来，人治与法治的区别只是法律制度的多寡，法律被重视程度的高低而已，公民不会有对
宪法和法律的崇高情感，崇法尚法的心态不会形成。如果过多地寄希望于清官，就非常容易的忽略宪政对自由、民权保障这一终极价值，使民众对宪政价值的认识出现走样。那样，在人民眼中
宪法只是工具，不具有被崇尚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