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清官文化源自于性善论,反映的是民本思想,其主体是统治者;宪政文化源自于性恶论,以民主精神为基本内容,其主体是人民。
中国传统中站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是以“性善论”为其根基的。孟子论人,以为人之所异于禽兽而所以为人者,就在于人有“仁、义、礼、智”四端,所谓“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皆是人所共有和固有的。他又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孟子•公孙丑上》]基于这种观念,百姓便可以寄希望于统治者内心的圣明,而圣明的统治者应当是以民为本的,于是民本思想便发展起来。《尚书•五子之歌》上说“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孔子是倡导“为政以德”的第一人,他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风必偃。”[《论语•颜渊》]这个比喻说得十分明白,君子的德行像风一样,臣民的德行像草,风行在草上,草必然伏倒。孟子更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等思想。纵观中国历史,民本思想一直绵亘不绝,李世民、李觏、柳宗元、张载、司马光、二程、朱熹、王安石、陈亮、叶适等人对“民本思想”有继承有发展。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越是提倡民本思想,对封建帝王之圣明、对各级官吏之清廉的要求就越高。可以说,清官文化源于“性善论”且与民本思想结伴而行,一路发展但传统的民本思想是从统治者的角度而言的,广大民众在他们眼里只不过是消极的被管理者。重民的主体是君主与官僚,实践了重民主张的被称为“有道明君”、“青天大人”,这是传统的民本思想和清官文化的局限性。孔子一句经典性的格言对此作了最好的诠释:“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
西方的宪政论是以基督教文化为根基的。以基督教为核心的西方文化蕴涵着对人的不信任达到极至,集中表现为基督教的“性恶论”:一方面,它承认人有不可侵犯的尊严;另一方面,它又认为人有原始的罪恶潜能和无限的堕落趋势。因此,基督教文化极其重视法律制度的外在功能,不主张通过内在的完美人格去净化权力,而是强调对危险的权力施行外部的制度约束。基督教创造了“原罪说”。原罪是指“人生而有罪”,但这个“罪”不是出于个人行为的结果,而是人类由其始祖亚当和夏娃那里遗传来的“原罪”。即使是刚刚呱呱落地的婴儿,也难逃“原罪”这一罪责。因为他从出生之时起已是堕落的人群的一员。基于对人性恶的认识,得已而造成的恶果,而是人类本性使然。托马斯•阿奎那、马基雅维利、洛克、孟德斯鸠、休谟、杰弗逊、汉密尔顿西方许多思想家继承并发展了“性恶论”,逐步提出了分权思想,强调权力制约,为宪政的产生与发展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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