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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涉及到行政规制方式的转变问题。行政管制往往意味着强加的过程，而囿于管制主体本身的局限，政府日益重视利用基于市场的政策工具来完成环境保护的公共任务。这些政策工具和方法通过市场信号刺激行为人的动机，而不是通过明确的环境控制标准和方法条款来约束人们的行为。这些工具包括可交易许可证制度、排污收费制度和押金返还制度等。事实上，至少在美国，基于市场的政策工具已成为环境政策制定的新趋势。[xv]
最后发挥私法诉讼的激励价值，主要体现在诉讼主体资格的放宽、公益诉讼的完善、归责原则和因果关系的明朗化等，此外重要的是还有诉讼费用问题。由于原告多为贫穷和易受伤害人群，如果其不能从诉讼中达以平衡，无疑会削弱诉讼的积极性。正如美国学者斯蒂格里兹所言，“运用法律系统解决外部性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在这个系统下，受害者有直接的利益，承担着执行法律的责任，而不是依靠政法来确保不发生外部性。很明显，这个系统更有效，因为受害者比政府更愿意弄清有害事件是否发生。”[xvi]
2、以正当程序保障公民环境权：完善国家环境管理职责
环境法是以“公法手段调整私法的法律”，这决定了在环境公法领域应严格限制公权力的作用范围，遵循法律保留原则、比例原则，即公权力的存在应是保障个人权利和社会权利。由于我国环境法乃至整个法律体系都不是在成熟的经济关系中产生，而是在行政职权的释放中逐渐形成，加之长期的封建专制传统，因而环境法领域尤其注重公权力的执行与管制，带有浓厚的国家权力本位色彩，这与应然层面上环境法的权利本位是不相协调的。
因此，为防止权利本位在事实上异化为权力/义务本位，应着重完善行政程序，使环境行政管制始终为保障公众的环境利益而展开。更重要的是，由于政府存在异化的可能性，必须充分保障公众在参与环境管理的权利。具体言之，即从立法、司法、执法、守法等法律运行的整个过程贯穿公众参与的理念，并完善与公众参与权相关的其他权利，如环境知情权、监督权、对行政不作为提起诉讼的权利以及完善的公益诉讼制度，从而充分发挥私人参与政府决策的作用。
四、结语
环境法本位是一个价值判断问题，它表明环境法应当以保障环境权利和环境利益为终极价值关怀，至于具体法律中采用授权性法律规范抑或是禁止性、命令性法律规范，则与其所依附的法律部门的性质相关，即使是通篇都是义务性规范，也并不代表具体环境法律就是义务本位型的，而这恰恰是目前环境法本位研究的一大误区。
由于传统法律主要是保障的是财产权体系，其特点是追求财产权人的利益最大化，注重以个体为规制对象。这种法律体系在应对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时出现了严重不足，由于环境利益并非个人利益所能擅专，基于其公共性特征，难以纳入传统财产权体系，因此，当代社会逐渐将环境保护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利益，而环境法作为保障环境利益的法律，由个人本位偏向社会利益本位便也成为法律本位的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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