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总则编的制度整合。由于不采物权行为理论，中国民法中的法律行为制度的统帅作用大打折扣。但作为民事活动中的一般行为模式，法律行为制度有助于确定和彰显民事主体应当遵循的一般行为准则，其宜示功能和引导作用远远大于
合同法中的相关规定。同时，法律行为毕竟搜盖了全部表意行为，[18]将其在合同行为之外的各种单独行为中普遍适用，仍可得简便灵活之效用。至于代理关系与委托合同的剥离，已被理论和实践证明具有种种益处，如无总则，此项重要制度的安排将成问题。此外，民法典总则的存废须与法典的整体安排结合起来予以斟酌。依目前中国民法典起草的情势与走向，侵权法的独立成编势在必行，由此必然导致债法总则安排上的巨大困难，因为侵权法独立成编后，就不再为债权编所统合，而一旦缺乏债法总则，诉讼时效的位置必然无所适从。此外，即将颁布的物权法有可能不规定取得时效，如此一来，将诉讼时效与取得时效并合规定于总则编，实为不得已之唯一选择。
再次是制度成本的考虑。1986颁布的
民法通则施行已近20年，事实上已经形成了民法典总则的雏形。而更长时期的民法理论教育已经固化了法律职业者“从一般到具体”的思维模式，更为重要的是，从全国人大于2002年公开发布征求意见的民法典草案中来看，总则编的存在已成定局。为此，无论基于何种理由，再去喋喋不休地讨论民法典是否需要设置总则编，于国于民，似无实益。当下需要着力做好的事情，应是深人研究如何克服潘德克吞体系的弱点和弊端，结合中国的国情，使中国民法典总则编的结构和内容最大可能的科学、合理和实用。
【注释】参见徐国栋:(民法典草案的蓦本结构——以民法的调整对象理论为中心)，《法学研究》2000年第1期;《两种民法典起草思路:新人文主义对物文主义》，载徐国栋主编:《中国民法典起草思路论战—世界民法典编共史上的第四大论战》，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7页。
参见雅克·盖斯旦、吉勒·古博:《法国民法总论》，陈肠等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98页。
法国民法将荃于所有权而产生的用益权、使用权、居住权以及役权和地役权统称为“所有权的派生权利”( demembrentents).而担保物权则被认为是一种“价值权利”，另行作为优先权种类单独规定。参见尹田:《法国物权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4页。
参见瑞安:《民法导论》.楚建译，载《外国民法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3年版，第33页。
德)K"茨威格特、H·克茨:《比较法总论》，潘汉典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72页。
罗马人不仅创造7所有权(proprietas)、役权(servitutes)、永佃权(emphyteusis)、地上权(super(icies)、抵押权(hypotheca)、质权(pignus)等具体物权的概念，而且在诉讼程序上划分了“对物之诉”(actio in rem)与“对人之诉”(actio in personam)，从而提供了区分物权与债权的基本材料及思路。
受罗马法的形响，早期法国学者通过对财产权中两种主要权利类型效力指向的分析，已经发现对物的支配权与对人的请求权的不同，并由此而接受了中世纪注释法学派提出的物权概念，认为物权(1e droit reel)是权利在物上的一种具体体现.是人对物的权利.即“对物权”(jus in re);与此相应，还存在一种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的权利，即“对人权”( le droitpersonnel)，也就是债权。参见尹田:《物权法理论评析与思考》.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7页;另参见J. Pothier,Traite du Droit de Dommaine,ed.Bugnet,no 1.
参见前引(7).尹田书，第二章。
陈棋炎:《亲属、
继承法基本问题》，台海三民书局1980年版，第3页。
苏永钦:《民法典的时代意义》，载王利明等主编:《中国民法典基本理论问题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44页。
如法人的规则完全不能适用于婚姻家庭关系;因欺诈、胁迫、乘人之危而惫思表示不真实所导致法律行为相对无效的规则，不能完全适用于婚姻契约。
前引(l0)，苏永钦文。
参见曾世雄:《民法总则之现在与未来》，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
山本敬三:《民法讲义I，总则》，解亘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页。
前引，苏永钦文。
参见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30页以下。
遗嘱行为除外。但如同中国
继承法的做法.即使
民法通则规定了法律行为制度，遗嘱行为较为特别的有效条件也必须在
继承法中傲出进一步的具体规定.
表愈行为包括法律行为和准法律行为，准法律行为准用法律行为的准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