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权利保障：
监狱法治的标志。权利是人所应当享有的法律保障的权利。 “权利是目的，义务是手段。” 然而，在监狱实践中， 对罪犯的权利保障力度是不够。随着现代监狱制度的建立，权利保障不仅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关注，其保障力度也在加大。尤其是对罪犯权利的保障的理性观念正在逐步确立。
（3）法律至上：
监狱法治的根本。法律至上就是要求人们崇尚法律、信仰法律精神，以法律作为言行的准绳，而且要养成法律习惯，由强制到自觉，最终形成“法律信仰”。 对于监狱人民警察来说，在对罪犯实施惩罚与改造中，必须认真执行法律，依法办事，杜绝违法行为，同时，要尊重罪犯人权，尤其在罪犯权利受到侵害时，应及时提供救济手段，切实确立法律的崇高权威性。
（4）法制完备：
监狱法治的形式。监狱法制的完备，是
监狱法治的必要条件之一。 《
监狱法》是规范监狱工作的重要法律，但不能因此说有了
监狱法就标志着
监狱法治的实现。因为法制完备涉及的面很广，内容也很多。今后，应当根据监狱事业发展的需要，以现代理念作指导，完善从监狱警察到罪犯，从管理到教育的完备
监狱法治。
（5）依法治监：
监狱法治的要求。长期以来，监狱倡导的“依法管理”，其重心是指管理罪犯，强调的是法律的权威与威慑，同时，强调罪犯必须履行劳动、学习等义务。 现代监狱制度中的依法治监的首要要求就是依法管理监狱人民警察，依法监督其管理罪犯的权力，不能对罪犯法外施权、法外施刑。同时，也要求监狱管理机关在管理监狱时，应以法律为准绳，不能滥施管理权。如不能动辄对监狱人民警察、甚至对罪犯乱施“罚款”（无论是监狱管理机关，还是监狱都没有这一行政处罚权。否则，即是行政违法）。依法治监还要求监狱及其管理机关在制定规章制度时不能违背、违反有关法律，否则是无效的。
（6）监督规范：
监狱法治的保证。
监狱法治缺少监督，是不能实现的。换句话说，完整意义上的
监狱法治，包括了执法监督。目前监狱的执法监督，既不健全，又不完善。有的流于形式。在新形势下，应当大力加强。从监督形式上看，应包括权力机关监督、党的监督、群众监狱、舆论监督；从过程上看，应包括事先监督、事中监督、事后监督；从监督内容上看，应包括执法监督、管理监督等。一些地方还结合实际，从具体的监督上有了突破，如编制罪犯手册，将罪犯从入监到出监，从劳动、学习到接受管理，从减刑、假释到处分、加刑等有关权利、义务进行浓缩，条理清楚，提高了执法透明度；如实行狱务公开制度，将监狱工作有关内容、流程、期限、幅度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群众监督；如聘请社会名流、党政人士做行风监督员，定期视察监狱，不仅沟通了与社会的联系，也消除了社会误解，促进了监狱事业的发展等。
2．权利
权利，在这里是指罪犯权利。显然，权利是法治的应有之意，这里之所以将其从“权利”中分离出来，就在于罪犯权利在目前的监狱工作中位置的突出和意义的非同寻常。离开权利去谈法治是荒诞的。问题是，还有的监狱人民警察仍把罪犯当作“义务主体”， 而不是将权利、义务一致起来，更不承认罪犯也是“权利主体”，这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其实，从严格的法律意义上说，罪犯权利是受到法律特别保护的。这里且不说，《
监狱法》对罪犯权利作了广泛而明确，具体而有保障的规定，即使新修订的
刑法、刑诉法也将罪犯权利置于特殊的保护之下，如新
刑法将“体罚虐待被监管人罪”由渎职罪调整为“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并相应提高了法定刑。这从立法原意上理解是将罪犯列为与普遍公民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同时，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世界先进行刑思想的影响，罪犯作为权利易受侵犯的一类弱势公民，罪犯权利保护方面的法律将应运而生。同时，罪犯权利受到侵害后，应该得到及时救济，如罪犯被体罚虐待造成一定后果的，受刑讯逼供造成一定后果的，应得到国家赔偿。当然，这种局面的形成有一个过程，这除了一般意义上的教育外，外界的挤压、逼迫将会促使这种局面的早日形成。从这个意义上说，未来一个时期，我国监狱的法治模式将是“挤逼”型模式，是一种被动式。“法与权利往往是同一个词，二者是处于同等序列的概念” 在现代法治中，权利在立法中居于核心地位。“当代中国的立法也应是以保护人民权力和公民权利为主旨、为重心，并要求建立与完善法定权利保障体系。” “立法应以保障权利为目的”。 要确立现代的法治观念，权利必须得到广泛的尊重；权力必须得到一定的制约。 作为监狱的管理者――监狱人民警察，也应当尊重并保障罪犯的权利。“为权利而斗争就是为法治而斗争。”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监狱以及监狱警察应当保障罪犯的合法权利。这种保障，其实质就是保障所有人的权利。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罪犯是少数人在现代文明社会，尊重、宽容少数人应当是文明社会的标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