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不是拾起尘封的历史，不是对传统的自恋。我的问题在于，我们要靠未来作证。只有未来，才足以来回应福柯不无根据的忧虑。同时，福柯的忧虑给我们以善意的提醒，监狱必须改革：一切工作必须以有利于罪犯的改造为出发点和最后归宿；监狱必须努力化解罪犯重返社会的一切不利因素，并创造条件使罪犯尽早重返社会，使罪犯成为守法的和“有责任” 的公民。我们要回应的是：监狱是改造人的特殊学校，不是“机器”； 监狱是大熔炉，不是“兽笼”。同样，罪犯是有尊严的人，不是被“打碎”的原料；罪犯是“权利主体”，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监狱机关改造罪犯的逻辑起点就是：罪犯不仅是肉体的生理人，而且是充满感情的精神人。惟其如此，我们的监狱才有资格谈论当代监狱的价值问题。否则，我们的监狱就真的成为福柯所描述的“兽笼”了。“兽笼”，当然也体现了监狱的一种价值，但那只能是“兽笼”的价值，而不是当代监狱的价值了。
我们回应福柯的逻辑在于，新中国的监狱尤其是始于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的监狱已大大不同于福柯当年所认识的法国阿蒂加监狱。在中国推进政治文明的滚滚征程中，监狱工作创造了化腐朽为神奇的不朽业绩。以国际间通用的罪犯刑满后重新犯罪率来衡量，我国的重新犯罪率显然是比较低的。
我们回应福柯的目的在于，在目前以及可以预期的未来时间里，刑罚，这个“不得已的恶”，还会继续存在；与刑罚相生相依的监狱也会继续存在。同样，出于政治文明的不断完善，未来的监狱，尽管还是监狱，但从形式到价值、从表象到内核，都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监狱。因此而言，当下的监狱除了监狱本身“与生俱来”的乃至于“天赋”的报应、监禁、惩罚、专政等传统价值外，当代监狱的进步文明的价值在于要与时俱进，赋予和开发其具有时代意义、创新意义、引导社会发展意义的崭新价值。这些全新的价值，就其要者，下列诸项足以引起重视：
1．法治
应当说，改革开放以来，监狱警察的思想观念发生了深刻变化，认识水平有了较快提高。表现在法治的理念方面 ，对罪犯权利的认识愈加统一；对监狱性质的认识已开始走出绝对“专政工具”论的理解等等。以上这些都为现代监狱制度的全面构建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法治在监狱工作中的意义不仅表现为将有关 内容、原则、重点、方法、措施、条件、责任等纳入制度化的轨道；还在于人们法治观念的增强以及依法办事的自觉性。
公平执法是监狱工作的基础。监狱是社会公平的最后一道屏障，监狱执法不公，其恶劣后果将是人们对法律信任的危机；对监狱来说，一次不公正的执法可能会摧毁千百次的说教。 清末人士徐谦认为“监狱制度与
刑法审判二者有密切之关系，监狱不良则行刑之机关未完善，而立法与执法之精神均不能见诸作用。无论法律若何美备，裁判若何公平，而刑罚宣告以后悉归于无效。故监狱、立法、审判三者之改良必互重并行，始能达到法治之目的，增人民之幸福。” 这是中国历史上较早论述监狱制度在立法执法中蕴涵公平精神的论述。笔者理解，监狱存在的意义也大概在此。换句话说，监狱刑罚执行出现了问题，法律再好，判决再公平，都失去了意义，仅仅是一种形式外壳而已。
正如人们所认识的，刑事司法是社会公平的最后防线，而监狱是“最后防线”的最后屏障。监狱执法不公，抑或妥协执法，意味社会公平防线的全面崩溃。法治不存，秩序何在？秩序不存，公平何在？公平不存，法治何在？人们不得不发出这种无奈的追问。假使社会到了如此地步，法治国则是无从建立的。这里仅以减刑、假释为例。正如干警普遍知道的，减刑、假释对罪犯的影响最大，是罪犯在服刑期间最关心、最高层次的需要。减刑、假释的公正、公平运用，能引起罪犯对法治的普遍关注，对法律的权威能起到强化、示范作用，从而成为每个积极改造的罪犯可以预期（期待）的目标，而不断地强化、激励罪犯的持续积极改造的心理和行为。从更广的范围看，可以形成一个监狱的积极向上的改造氛围，形成一种良好的态势，促进监管安全稳定，并反过来为罪犯积极改造提供环境保证，使改造手段发挥事半功倍的作用。反之，积极改造的罪犯得不到相应减刑、假释，而那些“关系犯”以及靠“钱刑交易”的罪犯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减刑、假释，仅从改造层面上来说，可造成全部改造手段的失灵，因为纵然监狱干警在口头上说得天花乱坠，而现实的反差是执法上的不公正、不公平，又怎能令罪犯心服口服呢？又怎能使在罪犯心灵深处建立法律权威与公平的通道呢？法律社会学的研究表明，人们对法律的信任并进而形成“法律至上”的信仰与理念，取决于对生活中对法律权威的现实感受和对法律职业人员（监狱警察应是一种法律职业）公正执法的现实体验。
（1）公正执法：
监狱法治的核心。公正即公平、正义，这是法治的实质含义。在全部法治中，公正执法是至关重要的。如上所述，监狱人民警察是法律职业者，其言行举止代表的是政府，是法律的化身。监狱人民警察的公正、平等执法对形成全社会法律至上的意识具有直接的作用，尤其是监狱作为刑事司法的最后一道工序，是社会正义的最后防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