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非犯罪化，是指“通过立法程序缩小国家认定为犯罪行为的范围，或者从刑事立法中排除这些行为的应受刑罚惩罚的性质，改为行政处罚或者对这些行为不追究任何责任。” 当下，环顾世界，非犯罪化的潮流一浪高过一浪。在欧美，非犯罪化“已成为当前刑罚改革运动的普遍趋势”， 诸多国家先后确立了非犯罪化的免罪原则。其实，在中国也有了这样的实践。不过，这只是个别的情形而已。如，在“97
刑法”，我国动作最大的变革是取消了与“罪刑法定”原则的精神想悖的“类推”制度；如，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投机倒把”罪，中已不再是罪名，也没有象“流氓罪”那样，按“口袋罪”分解。是真正取消了的一个罪。有的学者，甚至列出了未来应当取消的具体的罪名。
与非犯罪化相关联，非刑罚化的趋势也是非常明了的。非刑罚化，也可以包括刑罚的轻缓化。其主要的精神是寻找监禁刑的替代措施。专家预言，“限制自由或限制权利的措施将会获得更大的发展”，其运行的一般模式是，人们公共的和私人、或者非官方的使冲突和缓化。 美国，在复合正义理念的指导下，由法庭主持，实行由被告人与受害人赔偿的协商制度；或者，对被告人判处财产刑，使犯罪分子在财产上受到一定损失。
非监禁化，是在非犯罪化、非刑罚化的基础上，并且与非犯罪化、非刑罚化的直接关联的刑罚趋势。相比较而言，非监禁化要比非犯罪化、非刑罚化的实践丰富得多。在世界范围考察，非监禁刑的形式主要有：缓刑、假释、管制、工作释放、学习释放、周末监禁等。 这在中国被称为“社区矫正”。行刑社会化“代表着行刑发展的未来趋向”。
在监狱工作的环节，一个明显的趋势是刑罚执行个别化，这几乎与非犯罪化、非刑罚化、非监禁化一起构成了完整的刑事法制或刑事政策的整体趋势。个别化的精神源于教育刑思想的广泛影响。教育刑论认为，刑罚的根本意义在于通过惩罚，教育改造罪犯，使其改过迁善，顺利回归社会。并主张给罪犯更大的活动空间、更多的自由。个别化的趋向还在于罪犯的犯罪及其改造是因人而异的。这种理论在中国称之为“因人施教”，或通俗的誉为“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在理论上，个别化与理性化、人道化以及近几年兴起的人性化并驾齐驱，并共同构成了中国监狱工作的完美画卷。
这里还要表明的是，非犯罪化、非刑罚化、非监禁化的趋势的产生，本质上所反映的是社会的宽容，以及对人权的尊重，体现了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具体关注。其表征的是，刑罚、监狱职能的有限性。
监狱工作的现实状况表明，监狱工作的成效对罪犯改造质量的高低是重要的，但同时又受制于其他监狱机关所无法控制的因素，如宏观方面的社会发展水平、社会文明状况、社会控制能力、社会保障程度等；微观方面的家庭稳定程度、经济收入水平、周围人际关系、本人的谋生能力等。换句话说，监狱对罪犯惩罚和改造的功效是有限的，而不是无限的。
监狱职能的有限性，在现阶段就更加明显。工作目标与要求、工作运行与责任、配套法律与政策、考核方式与兑现。这些都涉及到惩罚与改造的实际表现出的权重问题。
监狱职能的有限性，在现阶段是由于监狱警察队伍的职业化建设的不力。除了个别情况的妥协执法外，不少监狱警察的业务能力有限是重要因素。
监狱职能的有限性，在现阶段还受制于技术层面的诸多因素。改造手段的局限性、改造内容的陈旧性、改造工作的科学化程度不高，甚至于时间、经费、场地都很难有保证，这种状况持续下去，有限性的监狱职能也难于最大限度地发挥。
长期以来，我们都以为，监狱工作改造人类、改造社会事业，是光荣的、伟大的、崇高的，是化腐朽为神奇的，是功在当前、利及后人的神圣事业。我们在自我沉醉于虚幻的同时，往往过高的估价监狱惩罚和改造罪犯的价值，以为，重新犯罪率低就表明监狱工作“威力无比”，而重新犯罪到底和那些因素相关，相关到何种程度？尚无准确模型。上海监狱局1992年的定量分析证明，有12种因素与再犯（笔者以为应为“重新犯罪”）关系密切：家庭关系、安置情况、帮教情况、婚姻状况、判刑次数、改造表现、经济状况、出狱年龄、犯罪种类、刑前职业、刑期、和户籍地。 这就很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重新犯罪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并且呈现出复杂的结构图式。监狱工作的教育、改造乃至矫正是有限的，不是无限的，我们更不能人为地无限放大。
这里要表达的意思是，监狱机关、监狱警察只对刑满释放人员的重新犯罪承担有限责任。
监狱职能的有限性，丝毫不意味着贬低监狱工作的伟大价值。监狱工作是做人的工作，是将社会建设的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破坏力量转化为建设力量。这是监狱事业对社会的贡献，也是监狱工作在社会工作中的定位。很显然，拔高、虚夸监狱工作的价值是与事无补的。相反，认识改造的有限性，正是恢复了监狱工作的真正价值。使我们、也使全社会认识监狱工作的价值。
监狱职能的有限性，并不意味着降低对监狱工作的要求。恰恰相反，是对监狱工作的要求更高了。监狱工作不能仅仅理解为是国家机器，是专政工具，是意识形态的东西。他的重要价值还表现为对罪犯的改造是一项专门的技术。在一般人表面的理解上，讲政治（其实，政治学是一门高深的学问），就是说一些大道理，道理越大越能吓唬人（“拉大旗，做虎皮”）。因此，我们要对监狱工作有一个准确的定位，尽量不要对监狱工作的要求理想化，同时，要创新对罪犯惩罚和改造的新途径、新模式，切实提高罪犯改造质量。
这其实就是中国现代监狱制度的缘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