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文对由“其他人身权、财产权”而引发的对《
行政诉讼法》第
11条第1款前7项规定应不限于人身权、财产权的理解明显偏颇。最起码的中文语义逻辑：其他是除上述之外之意。否则，完全可以不必使用“其他”二字。“其他”显然是拾遗补缺之用。“人身权、财产权”显然是立法者反复斟酌的产物。否则一个“合法权利”足矣。
该文作者认为：经营自主权与获得行政许可权不属于“人身权、财产权”，而是自由权的表现。倒要请问：自由权与人身权、财产权是何关系？自由权与人身权、财产权是同一分类标准项下的分类结果吗？难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权利既不属于人身权也不属于财产权吗？恐怕该文作者和立法者均不解“人身权、财产权”其意。分类之前，先要明确分类标准。权利家族的“娘家人”和“婆家人”——乱成一锅粥。
看来对于汉字和立法原意，的确需要理性理解。最为荒唐的是：立法者居然不知道自己所立之法是为何意。但立法者言出即法，只好——将错就错了。
好一个“任何法律规范性文件都可规定可诉的行政案件”。《
立法法》规定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专属立法事项。其中包括：诉讼和仲裁制度。因此可以得出结论：诉讼法的法源止步于法律（仅指最高议会之立法）。关于何种情况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包括任何诉讼），是除了法律之外任何规范性文件都不能染指的。
俗语云：有理不在声高，可引申出：是否有理不取决于言说者的身份。该文作者对法律条文的解释，置中文的语义逻辑与法律专门用语的一般含义于不顾，主观意愿前行，已经不是解释法律，而是改造法律。有意歪曲法律（尽管可能出于良好的愿望）与发展法律是截然不同的。
难道，假如《
广告法》没有规定“广告应当有利于人民的身心健康”，人民就不享有身心健康的权益啦？法官就不能支持当事人的身心健康的权益啦？权利法定，真咄咄怪事。按照不同的标准，权利的形态与名称，细数之下，何止千万。权利与生俱来，法律可以做的只是限制权利。
一般而言，行政机关非针对特定间接相对人而做出的违法具体行为（典型的例子：工商部门在既没有投诉也不是举报的情况下，怠于监督检查不特定的不法商贩），应承担“抽象”违法责任无疑，是否需承担因此而造成的致间接相对人权益受损的责任？应当慎而又慎。因为直接的侵权人是该违法具体行政行为的直接相对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