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有甚者，在中国民法史中曾出现民间法的条文与国家法相冲突的现象。以族规家法为例，族规家法作为一种文本规条式的民间法，其整体上与国家法的规定是一致的，但其中的个别条款，显然有违国家法的精神。如对盗卖祭祀田产的行为，明万历《祁门清溪郑氏家乘》之《祀产条例》即规定：“如有不孝不义、盗卖祀产，听自为首之人检举，责令取赎，仍行犯一赔九。如有敢恃强梁，听众立文排名花押，告祖捶杀之。”这一规定明显与国家法相抵触，即“捶杀”之刑罚裁定权和执行权在国家(包括代表国家行使权力的地方官府)，作为非正式国家组织的宗族是无权规定对某人释以“捶杀”刑罚的。对此，连该《家乘》亦言“较之律法，以为颇重”。类似“乡例”等非文字记载的村规民约与国家法的抵触与冲突，更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我们在上文中曾经引用过绩溪《仙石周氏宗谱》之《家法》卷中关于家法与国法比较之间关系的文字，该文字云：“家法治轻不治重，家法所以济国法之所不及，极重至革出祠堂，永不归宗而止。若罪不止此，即当鸣官究办，不得僭用私刑。”从这则文本的文字上看，应当说对族规家法的定义是很正确的。问题在于，在正式文本之外，当地的“乡俗”或“乡例”等非文本的村规民约并不是这样规范的。“山乡恶俗，有重责伤人及活埋者，此乃犯国法，非行家教也。”(宣统《仙石周氏宗谱》卷2《家法》) 明末傅岩记载的歙县用私刑残害奴婢的俗例，其实在徽州是很普遍的事实，“徽俗：御婢之酷，炮烙、挺刃习以为常。”(傅岩《歙纪》卷9《纪谳语》) 至于沉塘、活焚之恶俗，更为国家法所不容，或者说是严重触犯国家法的行为。成书于道光年间、刊刻于光绪二年(1876) 的歙县潭渡村《潭滨杂志》就曾记录了该县稠墅和潭渡三桩宗族以“沉塘”和“聚薪活焚”族人的案件，“吾族缒水之事，此外尚有风闻者一、目击者一。风闻则某以乱伦，故为族众缚而沈之于水者；目击则某本无可杀之罪，特与同堂兄弟素不睦，大清兵初入徽，府县有司俱未具，族众俱避乱入山间归守，视者不过十余人，遂为从兄弟二人所执絷其手足，盛以布袋，肩而沉之水舌。(溪上最深处，秋瓦 石角扼其水之冲，俗名‘水舌尖’。——原注)近年，稠墅有奸情事，为众人双获于奸所，遂聚薪活焚之。”这些明显与国家法相抵触和冲突的村规俗例，在明清时期的徽州还有很多，大者用私刑甚至死刑来处罚族众，小者如通常的户婚、田土等，常常有与国家法不合之处，如清代中叶以后徽州“乡例”田土交易中以典为卖者、绝卖找价者，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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