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齐与秦晋对待文化虽然都吸收其他文化，兼容并蓄，吸引文人参与政治，但二者还是存在一些差异，尤其是对待儒家的态度。齐法家与稷下学宫有着密切的关系。稷下学宫始建于田齐桓公时期，齐威王时兴盛起来，在齐宣王时达到鼎盛。当时，稷下先生被“赐列第为上大夫”的有七十六人，稷下学士多达“数百千人”。后经齐宣王、齐湣王、齐襄王、到齐王建，渐次衰落，最后随秦国灭齐而终结，前后历时一百五十余年。在稷下学宫中，著名的学者有淳于髡、孟柯、彭蒙、宋钘、尹文、慎到、接子、田骈、环渊、兒说、荀子、邹衍、邹奭、田巴、鲁仲连等。儒、法、道（黄老）、阴阳、名等诸家都有代表人物曾在稷下讲学授徒。齐国对这些稷下学士设大夫之号，“开第康庄之街，高门大屋尊宠之”（ 《管子校注》黎翔凤校注，中华书局 2001 年版，168 页。）给以优厚的待遇。这样，稷下学宫在战国时代是各家各派学者荟萃的一个学术中心，这对于开展百家争鸣、繁荣学术研究、扩大学术交流，起了重要的作用。稷下学宫具有多重性质。稷下学士直接为政治服务，是田齐政权的顾问咨询机构。同时稷下学宫又是一个讲学授业、著书立说的场所和自由论辩的场所。稷下学宫中容纳了当时的各个学派，各学派之间可以互相论辩、彼此吸收，取长补短，从而促进了学术的大融合，为学术的大统一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从各个学术流派的学术地位来看，推崇管仲的齐地学者无疑在稷下学宫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稷下学宫中的主要学派与中坚力量。齐法家在一定范围内吸收儒家学说，提出了厉行法制要与礼义教化并举这一重要主张。在列于《管子》86 篇之首的《牧民》一篇中，就明确提出 “礼、义、廉、耻”是“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的论断。这一点，与秦晋法家有很大不同。以商鞅、韩非为代表的晋秦法家反对并排斥儒家，主张治国不用礼义教化，只强调严刑厉法，“以刑去刑”（即轻罪重刑），这是一种高压的统治方术，是唯法主义的。而齐法家则主张厉行法制与礼义教化结合并举，是一硬一软两手兼用的统治方术。
　　晋秦也非常注意招徕人才。晋国曾有“虽楚有材，晋实用之”的美誉（《左传.襄公二十六年》），秦则有尽用外邦卿客的传统。商鞅、韩非、李斯等人就均为外邦人士。但细察晋秦两国所用之人，则可发现他们多为法家学派或一些能征战，会谋略，懂权术的人士，其他学派尤其是儒家，则多拒之不用。晋秦之地一向以“无儒”，“寡礼”著称，治国讲究“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受此影响，晋秦执政者对儒家有深深的偏见，认为“儒以文乱法”，故“儒无益于国”（《商君书.垦草》），因而主张”蟠诗书而明法令”。在这些晋秦法家的鼓噪下，儒家在晋秦之地命运不免多并。到秦统一后，更遭“焚书坑儒”厄运。由此看来，在用人方面，晋秦法家虽有并吞天下的气魄，却无齐法家兼容并蓄之胸怀。

第 [1] [2] [3] [4] 页 共[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