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就“礼”而言，齐法家主张“礼、法兼容”；秦晋法家强调 “一任于力”。齐法家在强调“法治”的同时，还重视“礼”“义”的作用。比如他把“礼义廉耻”比作“国之四维”，认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四维张则君令行”（《牧民》）。另外，在人性论上，齐法家认为人性可以通过教育可以改变，统治阶级只要做到“教训成俗”，就可“刑罚省数”（《权修》）。齐法家还认为，治天下应“重法”，但不能“重力”，不能一味“以力使”，而应“以德使”，才能做到“民从之如流水”（《君臣下》）。由此可见，齐法家的“法治”思想吸收了儒家提倡的“德主刑辅”的思想。与齐法家不同，晋秦法家认为“德治”，“礼治”是上古时代的产物，那时，“人民少而财富有余，故民不争”，故用“德”，“礼”就能治天下。而现在“人民贫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韩非子.五蠢》）。况且东周时期，国与国争战不休，“强国事兼并，弱国务力守”（《商君书.开塞》），要生存发展，就必须“以法为本”，“不务德而务法”（《韩非子.显学》），“任其力不任其德”（《错法》）。否则，只能走向“奸民”横生民疲国弱的道路。
　　然后，就“刑”而言，齐法家主张“宽刑省禁”；秦晋法家强调“严刑峻法”。管仲主张对人不能滥施刑罚，即使对犯有“不用上令”，“寡功”，“政不治”等严重罪行的人，也可以给予两次改正悔过的机会，即所谓“一再则宥，三则不赦”（《国语集解.齐语》）。管仲甚至还主张人犯可以用“赎刑”的办法获得免刑。他任相后的改革措施之一就是下令重罪者“甲赎”，轻罪者“盾赎”，从而使齐国一时“甲兵大足”。这种观点与齐法家的“刑罚不足以畏其意，杀戳不足以服其心”的观点是一致的。晋秦法家则不然，他们坚决反对赦罪和减免刑，再三强调“不有过，不赦刑”。认为“赦死轻刑，社援将危”，因而坚持“有过不赦，有善不遗”的原则。在他们看来，采取“有过不赦”政策，并不在于惩罚本人，目的在于起威慑作用，即“重一奸之罪而止境内之邪（《商君书.爱臣》）。若对犯人进行赦免或减刑，就起不到”止邪的作用。基于此，晋秦法家基本都主张“轻罪重判”原则。商鞅说：“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此谓以刑去刑，刑去事成。”（《商君书.靳令》）由此可见，晋秦法家是典型的“重刑”主义者。
　　齐、秦晋两地能产生法家也绝非偶然。姜太公在齐国时便主动吸收东夷文化，所以齐文化中少数民族文化因素显著。而秦晋处于中原与戎、狄的交界处，自然受到了游牧文化的影响。因为有作为异质的夷、狄文化的介入，齐、晋两地均不再是纯粹的中原文化，而这一点正是法家思想在这两个国家产生的重要原因。但缘何又产生了如此明显的差异，我们可以从齐、秦晋两地的地理位置、文化传统、历史、经济、对待其他学说的态度等的差异中寻找答案。
　　首先，从地位位置上看，齐国位于山东半岛，齐文化偏向海洋文化，它是在以东夷海洋文化的主体上吸收周的农耕文化。晋国拥有山地、高原、盆地，北部有大漠，是典型的内陆国家，相应形成的是农耕文化，在此基础上吸收戎、狄的游牧文化。农耕文化具有固定、闭塞之特点，与专制有极强的亲和力。游牧文化尚力轻礼轻德，专制程度更高。秦民族本是从事农牧业的边地民族，到商鞅变法时，尽管秦国经济发展并不落后，但人民群众仍保持若干落后的风俗习惯。正如荀况所说：“无非私齐鲁之民而外秦人也，然而（秦人）于父子之义、夫妇之别，不如齐鲁之孝具敬文……”（《荀子集解.性恶》，清.王先谦著，中华书局 2000 年版，第 459 页。）齐国从西周封姜氏为齐侯，齐鲁两国号称礼义之邦。姜齐到田齐，都是宗法制度与国家政权结合，只是姜齐是分封的贵族领主制经济，到田齐则逐步演变为新兴地主制经济。因此，植根于齐国经济、政治、文化土壤的齐法家学说，在统治方术上与秦法家显然不同，就并不奇怪了。宗法制度与国家政权结成一体而形成的姜氏贵族到田氏贵族的专政，都要求维护其宝塔式的等级统治。从春秋末兴起到战国时大发展的儒家学说，正适应这种政治需要，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尤其是再稷下学宫的兴盛时期，孟子和荀子两位儒学大师都曾长期在齐国讲学，荀子更是“三为祭酒”“最为老师”从而给儒学传统观念并不强烈的齐学注入了儒家思想的影响。这时的齐法家，为巩固田氏封建君权而造说，自然会吸引儒家学说，使之融合于本派学说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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