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法家与秦晋法家思想差异及其原因简析
尚鑫
【全文】
在礼崩乐坏、群雄并立、弱肉强食的东周，主张以法治国来实现富国强兵的法家自然受到了重视。法家分为以《管子》为代表的齐法家和以《韩非子》、《商君书》为代表的秦晋法家两派。虽同为法家，但二者在对待君、民、礼、刑的看法上差异很大。就此，笔者作出简易分析：
首先，就“君”而言，虽然齐、晋法家都强调君主专制，树立君主权威，但齐法家主张“令重则君尊”（《管子.重令》）；秦晋法家则认为“君尊则令行”（《商君书.君臣》）。齐法家认为要树立君主权威先要树立起法的权威和尊严，这就把“君与法”的关系摆在了一个合适的位置。由于“令重”，“令尊”在先，那么，就要求“君臣上下贵贱皆以法”（《任法》），从而把法摆在了君主之前。由此可见，齐法家的“尊君”实质上是将君主的权威是建立在法制健全和君主带头守法的基础上。晋秦法家则相反，他们不认为君主的权威是建立在“令重”，“令尊”的基础上，而认为“君尊则令行”（《商君书.君臣》），即只有君主先树立起绝对的权威，法令才能推行。如商鞅主张君主应独揽大权，“权者君之所以独制也”，“权制断于君则威”（《错臣》）。韩非认为君主只有“权重”才能“位重”（《韩非子.难势》）；申不害更直言不讳：“独视者则明，独听者则聪，能独断者，故可以为天下王。”他们的影响下，晋秦之地盛行“事君以死，事主以勤”，“事君不避难，有罪不逃刑”等所谓“愚忠”。愚忠的结果是“不从君者为大戮”（《国语.晋语》）。商鞅执政，更明确规定：“有不以王令，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商君书.赏刑》）。这就把君主专制通过法令的形式加以强化，从而彻底打碎了奴隶社会贵族专制政体中的原始民主遗存。
其次，就“民”而言，齐法家主张“富民”、“商德保民”；秦晋法家则主张“愚民”、排斥民本。齐法家认为“ 仓廪实则知礼节”，人们物质生活的富裕程度决定着他们对统治阶级的服从程度。老百姓衣食无着，饥寒交迫，就会挺而走险。此刻若“以法随而诛之，则是诛重而乱愈起”（《治国》），正所谓：刑罚不足以畏其意，杀戳不足以服其心，杀戳众而心不服则上位危矣“《牧民》。因而主张先解决老百姓的温饱问题。提出“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牧民》）的思想，认为老百姓富而有了体面，自然就会懂礼知耻，作为统治阶级也就容易管理了。此即所谓“富民可教”。晋秦法家则相反，他们提出了“民愚则国安”“民农则愚，愚则易治”的观点。商鞅说：“上世之士，衣不暖肤，食不满肠，苦其意志，劳其四肢，伤其五脏，而益裕广耳。”（《商君书.算地》）他因此得出结论说：“民不易学则愚，愚则无外交，无外交，则国安不殆。”（《垦令》）商鞅设想，治理老百姓，最好让其撑不死，饿不着，智慧无从开启，文化无从涉及，除“耕战”一事外，不知其他生活方式。这样，国家就会永远长治久安，此即“愚民易治”。 周代农耕文化中的民主因素随着“封建亲戚”被带到各个邦国，与当地文化融合，在融合过程中，民本或被加强，或被削弱。具体来说，在齐，民本因素被加强，在晋，民本因素被削弱。齐地固有的东夷海洋文化对民本本身就有亲和力，所以在和周文化融合过程中，它吸收了周文化中的尚德保民。而晋文化所吸收的来自戎狄的游牧文化则排斥民本，所以在其后的发展中，晋文化的民本成份越来越少，以至追求极端专制。因此，齐法家追求理性的君主专制，而晋法家则追求绝对君主专制，事事从国家和君主角度考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