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学者指出：“律师关注的焦点是委托人的利益，而非社会的公共利益，所谓社会正义的实现，可以留给一只‘看不见的手’去操纵。”但这种论断恐怕太过理想化了，当法律的权威缺失之时，正义的市场上那只“看不见的手”也就失灵了。至少在现阶段，这种完全以对抗制理念为前提的论断是很难照搬到我国的。因此，本文关注的第二对关系是律师与其他法律职业之间的关系。即在现阶段，律师应当以何种方式参与到实现社会正义的事业当中。
律师是所谓“法律职业共同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点已为学界所认同，但是，律师与其他法律职业之间究竟应当是怎样的关系，对于明确律师的定位而言尤其重要。世界各国的诉讼模式存在千差万别。在笔者看来，这种模式的区别实质上无非是各个法律职业之间分工的不同，每一种模式其实质就是一种分工方式。
站在这一角度上看，律师的定位也就并非仅仅一种选择。总体而言，对抗制诉讼模式的前提条件之一，是存在一支历史上形成的强大的律师队伍，因此，更多的工作得以交由律师去完成。而职权主义诉讼则是把更多的责任加给了司法机关，律师承担的工作相对减少。但无论采取哪一种分工方式，最终目的都是一样的，即社会正义的实现，这才是根本。
我国目前司法改革中存在一种危险倾向，是将对抗制诉讼之下的法律职业分工模式当作唯一真理在我国鼓吹，而忽视了客观现实条件的差异。许多律师原本无法完成的任务，被以“加强当事人对抗”、“提高诉讼效率”为名赋予了律师。其后果使得律师要么难以有效维护其委托人的利益，要么不惜逾越法律界限，铤而走险。1996年修订
刑事诉讼法，将许多原本由司法机关承担的任务交到律师手中，看似赋予了律师更多的权利，但在实施过程中才发现这些权利都成了“空头支票”，从而造成当事人权利保护的更多真空地带。这是新
刑事诉讼法实施十年之后不得不反思的问题。
总之，我国现阶段的律师职业仍然处于逐步发展阶段，他真正所能起到的作用是有限的。在这一条件下，诸如所谓“社会正义的工程师”，所谓“看不见的手”等等，仍然还只是一种“看上去很美”的理想。我国律师业需要的是来自方方面面的善意且有效的支持与扶助，而非一些激动人心的口号。只有如此，律师所提供的法律服务才是真正有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