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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生活中的公众友谊是象欧克肖特(M. Oakeshott)所说的那种“探测同情”，“那些与(公共)政治相一致的社会关系，无论是习俗，还是制度，……都是既融洽又不融洽。它既可以是显见的联系，也可以是尚未充分显现的(人际)同情。”公共生活就是找到并确立这种同情，让它成为维系社会关系的纽带。[27]欧克肖特所说的这种友情也就是公民间的团结关系。在最早的共和理想中，友谊就是一种公民美德。亚里斯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将友谊分为三种。第一种是有用的友谊，交朋友是因为彼此可以相互帮忙。第二种是享乐的友谊，朋友彼此因相同的兴趣、背景和爱好而快乐相处。第三种是道义相合的友谊。朋友间不仅有相同的道德信念，即所谓“志同道合”，更是因为朋友彼此尊重对方的道德信念。信念不同者照样可以做朋友。
亚里斯多德所说的第三种友谊对现今民主公共生活政治仍有启发意义。达尔梅厄指出，公共生活的目的并不是要达到“万众一心”，而是“学习进入”一种可以允许多种分歧但却具有某些基本道义原则的友谊关系。这种多元一致的关系甚至可以超越国界，成为全球人类和平共处的方式。[28]许多人的友谊都只是建立在小范围的特殊亲密关系之上。阿伦特认为这种朋党式的友谊只会有害于公共政治。[29]同样，达尔梅厄也强调，近在身边的友谊应当增进我们对不熟悉人群的兴趣，并对他们产生一种“美好陌生”的情感。只有这样，友谊才真正具有拓展共同体人群的意义。[30]
无论是在特殊关系还是在普遍公民关系中，友谊或团结的关键都是信任。友谊的信任关系就如同真正承诺所给予的信任一样，并不需要有盟誓的形式。友谊的形式化(如结拜兄弟、宣誓结为同志等等)常常是因为结谊人先已下意识地有了互不信任，因而才有盟誓约束的需要。同样，如果人与人失去信任，无须绝交，也就结束了友谊。公民团结更是如此，认同不认同一个公民群体，都不需要有“加入”或“退出”的仪式。
友谊的道德责任是和信任联系在一起的。友谊的道德责任是保护因友谊关系而变得易受伤害的人。朋友是相互靠得住，在危难情况下不会相互背叛、不会相互出卖的人际关系。尼克尔(K. D. Naegele)说，“友谊的最重要特征是信任，……信任就是信赖于人，变得依赖于人，变得易受人伤害。”正是“朋友之间的那种相互易受伤害，才形成了友谊的那种相互责任。”[31]朋友间特别有机会相互帮助或相互伤害，“人们在朋友关系中比在任何别的关系中都更具充分的相互了解。坦露自我意味着最大的易受伤害。……再没有比伤害朋友更容易的伤害了。”[32]友谊关系本身就是建立在相互放弃戒备，以真诚换取真诚的基础上的。朋友关系“形成了一种结构性的期待、投入和责任。……对朋友我们可以信赖不能信赖其他人的事情。”[33]弥尔说，“很少有别的伤害可以大过朋友的背叛。”我们习惯信赖并充分信赖的朋友，“在朋友有难时袖手旁观或者甚至落井下石，这是一种(道德)罪行。”[34]朋友对朋友的伤害不只是将朋友间的秘密告诉那些专找材料残害人的人(如文革中的相互揭发)，而更在于这是一种“出卖”行为。即使卖友不是为了求荣，只是为了求生，出卖造成的心理伤害也会大大超过了肉体折磨、经济损失等有形伤害。
承诺、契约、职业道德和友谊都可以由小范围特殊人际关系逐渐扩展为具有公共社会意义的普遍人际维系形式。在公共社会中和在小范围特殊人际关系中一样，禁止伤害弱者具有其它道德禁令无法替代的根本原则意义。人们越是普遍容易受到某种伤害，这种伤害就越对公共生活具有普遍的道德危害性。公共生活中的谎言就是这样一种具有普遍伤害力的行为。我们只有知道了真实情况，才能减少对他人和外界条件的依赖，降低易受伤害的程度。
真话对人的社会生存环境具有普遍的重要影响，这使得说谎成为道德之恶，也使得禁止说谎成为一道严格的道德命令。禁止说谎可以普遍降低人们因不知实情而可能受到的伤害。谎言破坏信任，不仅伤害个人，而且会伤害整个集体秩序中的每一个人。谁在法庭上有誓约时说谎，谁就会危害到整个法律审判制度，因而伤害到每一个依靠法律制度维护正常生活秩序的人。因此，禁止说谎不只是保护个人，而且也是保护一个好社会存在的基本条件。同样，我们重视象承诺、契约、职业规范和友谊这样的人际关系形式，也是因为保持这些人际关系形式的道义性对维系整个社会的道德秩序具有普遍的重要性。如果这些基本人际关系失去了它们应有的保护弱者意义，变成了纯功利的利用或者控制关系，那么，受到损害的就不单单是某一些人，而且还将是失去了人际保护机制的整个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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