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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系公共生活的不只是每个社会成员平等的公民权利和公民义务(如纳税、服兵役、遵纪守法等)，而且还因为他们有共同遵守的道德习俗。正如凯克斯(J. Kekes)所说，“好社会有凝聚力，能长治久安，主要是因为社会成员在如何相互对待，什么样的生活算得上好，什么是利，什么是害等问题上有相当的共识。这种共识的基础就是共同价值和体现共同价值的道德习俗。道德习俗使得人们对彼此的行为可以有合理的期待，……可以彼此信赖依靠。正因为如此，他们之间才有社会维系力。”[10]
前面提到，维系社会的习俗道德有实在道德和规范道德之分。有的实在道德虽能起到维系社会的作用，但未必符合规范道德的原则。保护弱者原则所起的作用正是衡量实在道德是否真的具有道德性。例如，男尊女卑和官贵民贱都可以是实际起作用的道德规范，但却不符合保护弱者的习俗道德原则。可以说，凡是存在的社会都有某些习俗道德在起作用。有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习俗道德，反之亦然。习俗道德对于社会性质既然有如此密切的关系，强调保护弱者更应成为社会和公共生活道德秩序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处处保护弱者的群体中，人们不仅有归属感，而且有一种符合道德原则的归属感。
公共生活中的道德习俗能为人们判断个人行为的对错提供是非标准，“我们说一个人是否正派，用的就是习俗道德的标准，用同样的标准，我们判断哪一种行为需要道歉，哪一种道歉可以接受或者不可以接受。”[11]习俗道德基本上只限于公共生活，它并不是道德的全部，“它不包括私人道德，不要求尽超义务的责任，无须涉及社会关系之外的关系，也不能指导人如何应对道德危害或极端情况。习俗道德是日常生活的道德。按照它生活就是正派，违反它就是不正派。”[12]在极端情况下，或者当个人或集体遭遇到道德危机的时候，如文革时期，习俗道德往往就会失去作用。例如说谎是一件违反正派社会习俗道德的行为，但在极端情况下，当人不说违心话，不说假话便不能生存的时候，不说谎也就不可能再有现实道德约束。所以凯克斯说，“暴政下或崩溃中的社会是没有习俗道德的。”这样的社会不一定马上就会崩溃，“因为暴政可以靠压迫来维持，崩溃的过程可能很长。但是，在没有道德习俗的社会中，是不可能有称得上好的生活的。”[13]这样的社会也不可能是一个正派社会。
任何称得上道德的公共生活必须有一些基本的道德习俗。每一个社会的具体道德习俗都会有它自己的特征，因此，不可能对习俗道德的具体内容一概而论地作普遍规定。每个社会的习俗道德都非常具体，而且与日常生活紧密联系。凯克斯列举了一些当代美国社会中的习俗道德，用以说明习俗道德和日常生活的关系。“父母对子女负有责任，答应了的事情不做到，就要道歉；政治家以公共身份说话时不得撒谎；胜者对负者不要得意扬扬；不要吹嘘自己的才能；游手好闲地生活是不对的；凭良心是对的；不应虐待动物；父亲不应与子女发生性行为；不应以暴力解决分歧；一个人的意见再不受欢迎，也应当让他发表；诬蔑竞争对手是不对的；借东西先得征求别人同意；不应嘲笑有残疾者；善意的谎言是允许的；不应公开对敌人幸灾乐祸；故意残害是错的；对朋友应该忠诚；应保护别人的隐私；勇气、诚实和公平是好的，相反则不好。”[14]
习俗道德包含着公共生活行为的价值判断，大多数的习俗道德并非由明文规定，做的时候也是习以成俗。正是因为如此，习俗道德才成为公共生活中与人们日常行为最为相关的是非规范。习俗道德的作用在于为社会提供必不可少的价值共识和群体道德凝聚力。习俗道德束缚和限制的合理性会随时代和社会变化而变化。因此，一个社会的习俗道德总是在调整、在变化的(如性观念等)。
重视习俗道德，主要是从防止人际关系中的伤害和保护弱者来着眼的。习俗道德的意义决不只是局限于人们日常生活的“正确行为”，“如果习俗道德仅限于此，那么一个社会就太谨小慎微了，太可怜了。”[15]如果没有象保护弱者这样的根本伦理原则，日常生活中的道德习俗难免会沦为一些因循守旧的陈规陋习，对于不断改善和更新公共生活则是弊多利少。以保护弱者为根本伦理原则的习俗道德，它为正派社会提供的不仅是当今日常生活的具体规范，而且更是这些规范今后发展和改变的基本方向。日常生活中有一些基本的人际关系维系形式，这些维系形式的道德合理性也应当从保护弱者这一基本伦理原则来理解。这些日常人际关系维系形式中最重要的有四种，那就是承诺和信任、契约关系、职业道德和友谊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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