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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地说，设计未出版作品的保护期限有两种形式：一是将未出版作品著作权保护期限规定为与已出版作品著作权保护期限相同。在这一期限内如果未出版作品仍然没有出版，那么作品将不再受到著作权保护；二是规定作品在出版前受到无期限的保护，而在作品被出版后的一定时间届满后作品著作权即被终止。实际上，各国著作权法的规定主要也是这两种形式。根据前面阐述的原则，第一种形式更能保障公共利益。这种保护形式确定性较强，避免了后一种形式的无限期保护的不确定性。它可以使在同样一个时间所有的作品在观念上进入了公有领域，即使作品在未出版期间仍然存在着某种民事保护形式。例如，通过背信诉讼，指控侵犯隐私权或不正当竞争。相比之下，第二种形式的缺陷是有可能使作者得到很长时间的保护期。当然，第二种形式也有促进作品最后被出版的目的。只是在直觉和效果上，第一种形式能更加明显地促进知识和信息公开与传播的公共利益。
（三）特殊类型作品著作权保护期限：以计算机软件为例
就软件来说，纳入著作权保护本身存在的一个问题是著作权较长的保护期限不大适合于软件，因为软件技术更新换代很快，赋予与普通作品一样的保护期限涉及到是否会损害软件产业发展的问题。现在很多法院考虑在确定一个特定的软件是否构成原创的表达时，考虑一个特定的因素能否成为软件市场中的标准。换言之，法院可能会认为，软件中一个特定因素在首次被创作时是原创性表达，但在它成为一个很广泛的标准后，保护它将会阻碍新软件的创造。这样，法院在固定作品后并有益于定义著作权的适当保护范围时，需要评估市场因素，以避免法定的很长的保护期。这是法院适用思想与表达二分法的一个很显著的变化。[7]
值得一提的是，关于软件的理想的著作权保护期限，国外曾作出过专门研究。作为美国1976年著作权立法的一部分，著作权作品新技术使用国家委员会（CONTU）建立了，以对著作权作品的复制和使用领域立法提供建议。该委员会成立了一个基金和课题组专门用于研究计算机软件和数据库中的财产权。课题组由纽约大学的四位经济学家组成。他们试图通过建立一定的模型来确定计算机软件的理想保护期限，并说明生产者的社会成本和著作权保护的社会福利结果。他们关注一定期限的软件著作权保护带来的社会福利。关于社会福利的现行价值，课题组研究报告认为是在整个软件产品的生命周期内软件生产的单元数目乘以消费者按照一定比例盈余减去软件的生产成本。这里的成本被假定为是在非经济规模条件下产生的。研究报告的结论是：非经济规模越大，理想的保护期应更短。他们解释的主要原因是：随着承担开发计划的增加，减少了劳动质量，更长的保护期将会减少对社会的有用性。并且，保护期的延长，致使社会为了激励额外软件的生产总量的增加，而放弃自由使用现有软件潜在的社会利益。
【注释】 William M. Landes, Richard A. Posner, An Economic Analysis of Copyright Law, 18 J. LEG. STUD 270 (1989).
Meiners & Staaf, Patents, Copyrights and Trademarks: Property or Monopoly?, 13 Harvard Journal of Law & Public Policy 924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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