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网络言论自由的规范定位
言论自由不仅是一个人畅所欲言的个人权利；它也是其他的人听其所言的权利。言论自由不只是发表与我们的想法略有不同的意见和自由；如已故法官杰克逊所说，言论自由是“对触及现存制度核心问题持不同意见的自由”。[5]在言论自由的发展史上，我们不得不对一些著名的先例进行探寻，以期发现它们背后的隐含之意。美国1904年的索恩希尔诉亚拉巴马一案（Thornhill v.Alabama）[6]，联邦最高法院就指出，言论自由是
宪法修正案第
1条确立的，即国会不得制定剥夺人民言论自由法律，但是在执行此条款时创立了“明显而现实的危险”原则，在后来1919年的申克诉联邦政府案(Schench v.U.S) [7]中，最高法院直接审判政府限制言论的先例，成为第1修正案的转折点，在法律上允许政府压制危险倾向的言论。英国在1976年汉迪赛德诉联合王国案(Handyside v.the United Kingdom)[8]中，确立了言论自由是基本权利，适用于各种思想观点的表达，即使这些表达会触犯众怒或令人不安，但其行使必须是基于防止混乱或犯罪，保护健康或道德原则方可进行，从而指明了言论自由的行使限度。法国在1953年威廉艾菲斯案(Wihelm Elfes)[9]中，联邦
宪法法院对其在维也纳和平大会上宣读的《全德声明》是非法的，因而驳回起诉。其解释是：
宪法法院承认言论自由是一项基本权利，应受保护，但这并不意味着一个人可以不受限制地发表言论，如果危及较高利益（如国家安全与重要利益），则应受到制止。
在上述著名判例中，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言论是自由的，但是应该受到限制。因而要对言论自由进行规范。各国在法律实践中形成了一系列原则：1、公益原则。法国《人权宣言》指出，意见的发表在“扰乱法律所规定的公共秩序”时，应加以制止。因为在扰乱法律所规定的公共秩序的同时，也就侵害了所有人的自由和安全。[10]日本
宪法第
12条规定：国民不得滥用
宪法保障的权利，国民负有为公共福祉而利用这一权利的责任。2、明确、即刻危险的原则。在申克诉合众国案(Schench v.U.S)中，最高法院在判决书中指出：一切行为的特点均由其所处环境决定。不论自由的言论受到何等严格的保护，如果某人在剧中诈称发生火灾造成巨大混乱，这种言论就不应保障。同样，发表具有暴力效果言论的人也不受保护。不论任何事件都应该考察言论是否在具有明确、即刻的危险中表达的。[11]3、比例与事后审查原则。分别来自1941年的“布里奇斯诉加州案和”1971年美国的《纽约时报》案。前一原则要求，在处理相互冲突的各种利益时，要衡量比较两者的利益大小，法官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从中进行取舍；后一原则要求政府不得要求新闻机关对未发出的新闻要求法院使用禁止令，因为那会导致权力的滥用和产生表达自由的萎缩效果。4、更多言论原则。[12]它要求，“除非言论所能引起的明白祸患是如此紧迫以至来不及充分讨论就会发生。言论所导致的危险就不应该是明显即刻的。倘若还有时间通过讨论来揭穿谎言和谬误，得以教育的方式防止祸患，那么补救的办法就是更多的言论，而非强制的缄默”。5、伤害原则。[13]这是密尔提出的。他认为，当且仅当自由对社会或他人造成了伤害时，才可以对他进行限制，否则就是不正当的。……伤害或伤害之虞还必须是确定的，推定的伤害不构成对他人自由限制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