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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公共产品是指兼有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性质的产品和劳务。这类公共产品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拥挤性公共产品，是指那些随着消费者人数增加而产生拥挤，从而会减少每个消费者从中获得效益的公共产品。这种产品虽然为整个社会成员所共享，但在消费数量上具有一定程度的竞争性，即在超过某一定点后，随着消费者人数的增加，边际成本不为零，如有一定车流量限制的高速公路。另一类是价格排他性公共产品，是指那些效益可以定价，从而可在技术上实现排他的公共产品。这类产品的特点是：一方面，它以效用名义向全社会提供，谁都可以享用；另一方面，它在受益上可以排他，即谁花钱谁受益。例如，政府兴建的公园、医院、学校等等。准公共产品因为同时兼有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的性质，因此，它既可以由政府提供，也可以由市场提供，同时也兼顾了市场公平。
由于纯公共产品无法通过市场定价交换的形式予以供应，而以纯公共产品为提供对象的慈善活动毕竟规模太小，因此，只能以政府作为纯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政府提供纯公共产品时，必须获得充足的物质支持，而税收就是其中理想的财源。对于准公共产品而言，则应考虑受益排他性方面的难易程度，和社会对这类准公共产品的需求弹性，而相应地选择税收或者收费作为收入来源。从经济分析的角度看，大多数准公共产品的提供，都可以依赖于政府收费。这是收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得以存在的重要理由。
在公共产品理论的指引下，以维克塞尔、林达尔为代表主张的“税收价格说”借用市场商品交换的原理，认为税是人们享受国家提供的公共产品而支付的价格。 波斯纳也指出，“税收主要是用以支付的公共事业费。一种有效的税收应该是要求公用事业使用人支付其使用的机会成本的税收。” 同时大部分学者认为，费是介于价格和税收之间的范畴，是“价格与税收的结合体” 。通过对蕴涵特定群体利益的准公共产品的收费，并按公平的尺度来评估和界定收费价格，可以保证市场公平和公共产品提供的效率。从公共产品理论出发可以推知，无论是效用普遍化下的税还是效用特定化下的费，其比例结构和使用过程必然体现出税费来源的区分性。这种经济学基础和公平法理上的界分，体现了税费选择的自身制约性和内在规定性。
（二）公民社会理论下的观念透视
尽管国家与社会二元化理论受到诸多学者的批评和攻讦，但大多数学者还是认为，公民社会理论有其存在的现实土壤和理论基础。 公民社会理论包含三层含义：一是社会与国家是一对基本范畴，二是社会与国家之间体现出一种分离、对立和互动的逻辑关系，三是国家与社会在法治基础上得以重构和运行。 公民社会理论不仅是一种社会学面相上的解构，也不仅是一种法学和宪政层次上的评判，它更是一种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范式和理论模型。涉及到私财产权与公权力的理论研究，宏观上不可能离开公民社会和国家的二元对立，微观上则不可能回避私权利和公权力的冲突与整合。
基于国家和社会的分野研究税费问题，一是可以从国家和社会利益互动的视野下，分析为什么是税而不是其他收入，作为社会对国家的基本强制负担；二是可以界定税费之间应体现怎样的界分原则。对于前者，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国家干预主义均认为，必须有一定的政府行为以维持基本的国家运作。而相应的国家权力的存在和延续，必须以一定的财政来源作为基础。在私权自由自足的社会中，政府财政收支本身不能得到平衡，只能通过一定形式从社会中获取。不过，这种行为应当体现公平理念，即对全体人以标准同一的尺度征收，并不得在给付上获得差异对待，满足这个条件的理想途径只能是税。这里有两个要点，一是私人财产的牺牲应当转化为社会整体的受益，税收必须以财政开支的合理化作为目的，不得以课税为依托任意侵害私人财产权；二是私人财产的牺牲应当体现整体公平和人性化的理念，社会成员的负担是基于对社会全部的贡献，而不是在于仅仅对个体受益的期待和要求。
对于后者，由于行政行为的特别受益性、公共服务资源的容量限定性、经济社会的地域环境等，的确有一些给付会呈现机会不平等、资源差异性和发展动态性的特点。如果针对这些具体情事而向社会的全体课税，不仅造成对社会成员的不公平，也会导致私人财产权的分配失衡。此处姑且不论国家与社会的决定关系， 单从国家与社会二元化的角度来看，国家不能仅依自己的主观愿望和判断，来对公民社会施加任何不必要的不利益，而应以相应的沟通渠道和制度设计，与公民社会达成良性互动的样态。公民社会首先应依其自身的规则调整内部冲突，但当私人之间的交易关系无法达到目的时，国家对社会成员的个体干预，则应尽量以等价有偿原则作为基础。费的意义和价值即在于，在国家与社会的二元交错体制中，建构一种既能保证国家以对待给付为基础，使社会成员得以受益的公平和理性，又同时使得社会自身成员之间的交易原则不被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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