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台湾入联受挫欲诉诸国际诉讼事件的一个评论
田飞龙
【全文】
陈水扁实在有些不识时务，自取其辱，不懂国际法律机制是以国家政治为基本生态环境的。现在的国际政治生态环境是不允许出现任何鼓励台独信心的事情发生的——因为台独按照《
反分裂国家法》意味着战争，而战争意味着中国市场的暂时封闭，而中国市场的暂时封闭以及前途的不确定风险给世界经济和贸易包括美国的实际利益所造成的损失远超过对台湾民主悲情的同情。而事实上，国际社会从来都没有真正的眼泪，只有真正的实力和实力基础上的战略。陈水扁的表演在岛内尚可赚一大把眼泪和辛酸，但在国际社会绝对是不可能有同样效果的。1971年联大第2598号决议不是简单的一个关于中国政府代表者更换的问题，而是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建构的开始——以大陆为主体的中国开始被逐步纳入全球经济和政治体系之中并承担起重要责任，美国与中国的初步谅解也同样为此提供了契机。台湾应该从不断被所谓“友邦”抛弃的经历以及为维持“友邦”所付出的代价中看出国际大势，而这种大势是台湾据以思考自身命运的最重要出发点。历史上有太多的民族交融和政治体消亡的经验，而这种历史现象都大致可以归于当时代的大势。台湾需识得如此国际大势才能为自身寻找到一条出路。
台湾此举也同时是对1971年以2598号决议为基础的国际新秩序的一个挑战，必然会被该秩序的受益者拒斥。问题的要害在于，台独的最大潜在支持者恰恰同时是1971年国际新秩序的最大受益者。美国前不久的表态实际上反映了它在两种利益与立场之间的理智选择。我们看到，台湾处目前国际地位之尴尬，为国民党政府传统上所没有。民进党还不如学学国民党的务实态度，千万不可去尝试踩“一国”的底线。联大连续15年的拒绝也是必然的，联大本身不是一两个地区或民族独立的支持者，而是全球秩序与和平的协调提供者，因此不可能为了台湾而牺牲全球和平秩序，因小失大。更重要的是，联大的意志是世界各国的协调意志，它的决定大致反映的是国际社会包括美国在内的广大会员国的基本判断和选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与经济利益格局，使得每一个国家对秩序的需求超过了一切其他所谓的“价值联盟”，比如民主，比如自由。既然以大陆为主体的中国已经积极地参与了国际秩序的建构，并且朝着政治民主化和经济自由化的方向前进，成绩斐然，更重要的是中国大陆市场和中国高速的经济增长使得现有和平秩序下国际社会的主导国家都能从中获益。试想：如果中国现在还是北朝鲜的那种状况，结果是不是会有变数。而且，作为相互承认和分享利益的合作者之间的默契，国际社会也能够充分地理解中国大陆的统一诉求，这也是中国每次外交场合必然诉诸的一个主题——它成为国家间相互尊重和理解的一个重要基石。
台湾之力量，对抗1971年以来不断巩固的国际新秩序，实在是自不量力。尽管有所谓的意识形态的分歧，但实际上自从1971年以来中美之间就已经达成了共同建设未来国际社会的责任默契，而且美国也基本选定了中国作为未来亚洲秩序的中心，尽管其对中国同时仍采取一定的遏制战略。但大国之间既合作又制约的现象是太过常见了。台湾也许太过天真，以为自己民主走在前面，而且更自由一下，就安全地进入了“自由父亲”美国的怀抱，却忘记了在国际政治层面，除了意识形态之外，还有利益刺激下的合作空间。中国超越意识形态的大国家合作已经逐步被证明为有效，并成为1971年以来国际新秩序的一个扩展，被作为亚洲乃至世界和平秩序的一个基础。台湾在整个20世纪后半叶，无论其经济发展如何，其在政治上的急速边缘化是历史的必然，是1971年奠基的国际新秩序的必然。陈水扁如果不能洞见这些，则是无知；如果洞见了这些仍然一意孤行，则是玩火，是彻底的政治冒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