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通过信息披露的规范以建立效率与公平的运作过程
各国证券立法历史的经验表明，证券市场的公平与效率有赖于信息披露制度的完善，只有通过真实、准确、完整、及时的信息披露，投资者才能在据以评估风险的基础上，自主地作出投资决策，体现公平；[2]（P194—204）另一方面，规范的信息披露制度有助于增加投资透明度，社会资金趋利避害，流向于效率高（表现为业绩佳、前景好）的企业，由于这些企业投资回报优良，社会因此形成理性投资的风尚和理念，从而实现资本配置与利益分配的高效率市场机制，并且，信息披露的透明度可减少各主体的信息接受不对称状态、抑制欺诈行为，提高市场的流动性，避免主体之间因不法行为引起的纠纷和磨擦以及利益冲突而导致的低效率。信息披露制度以“太阳是最佳的防腐剂”为理论依据，[9]（P8）是公平而有效率的证券市场建设的最有力的制度保障。但正如本文在前所述，信息公开引致分配公平有赖于法律与经济运动的契合，
证券法中的公开仅仅是实现公平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公开原则之出发点是在信息透明的情况下，提供给投资者以选择权，选择权的实现则有赖于市场良好的风险与收益匹配关系，这种匹配关系则又要求市场投资机会的多元化，经济过程流动性良好，法律对其调整具有连续性。我国现行
证券法在规范信息披露的立法方面除《
证券法》的规定外，还有证监会发布的规章及证券交易所的规范性文件等，已形成体系化的特点，但受《
证券法》立法框架的影响，信息披露制度范围狭窄，经济运动所要求的连续性不足，实务中极易出现对真实、准确、完整要求的违背，导致法律盲点众多而又流弊丛生（注：这方面的问题相当突出，如经媒体披露已浮出水面的重大欺诈案就有ST红光虚增利润案、大庆联谊倒签批复文件和虚报利润案、东方锅炉虚拟注册时间与利润并编造股东大会决议和分红方案案、西藏圣地第一大股东虚拟资本案等。——以上案例转引自陶春生：《上市公司要做证券市场的什么》，《中国金融信息证券周刊》，1999年第50期第1页。）。 朱镕基总理在九届人大三次会议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指出，我国的证券市场成绩很大，但是很不规范。以笔者的理解，不规范的一个重要方面应指信息披露制度的不规范。究其原因，除在现有信息披露制度的执行上尚待加强外，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尤属必要，而且，从一定程度上，后一问题的解决将使前一问题得到有效的解决。在现阶段的制度条件下，
证券法的公开原则必须着眼于我国改革开放条件下资本市场正处于发展中的大视野，在融资品种不断创新的情况下，
证券法应开拓其调整面，以最大限度地实现
证券法的法资源效率。
（三）通过归责制度的均衡协调以整合公平、效率的价值体系
我国证券法的基本责任形式有民事、行政和刑事责任，法律责任是法律制度得以实现的根本保证，无论是何种责任的归责形式，都是为了确保
证券法的宗旨的实现。但是各种归责形式的价值取向，则各有侧重：民事责任使违法行为的受害者得到必要的经济补偿，因此体现主体之间的公平与正义；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使违法行为的实施者受到国家的制裁，从而维护市场运作的秩序与效率。从我国《
证券法》规定来看，其主要责任形式为行政、刑事责任（注：我国《
证券法》在第十一章中规定的法律责任涉及到行政和刑事责任的情形有三十余处，而规定有民事赔偿责任的情形仅有两处，如包括该法在第三章第
63条的规定，则有三处。），虽然在该法第207条规定了民事赔偿责任承担先于缴纳罚款、罚金，使当事人民事救济优先得到保护的原则，但民事归责范围的狭小决定了其在实务中被援引的概率并不大，反映了现行
证券法在归责理念上，重视公法责任对秩序与效率的作用，而对民事责任提供给当事主体的私权救济功能注意较少。[7]在目前的现实国情下， 《
证券法》除为投资者在证券市场投资提供法律保护之外，还负有保证我国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顺利进行的历史使命，与经济改革的探索共为互动，与西方成熟市场的立法有很大的不同，保持稳定有效的证券市场在相当一段时期仍是我国证券立法的主要价值追求。换一个角度，从投资风险构成来看，笔者认为，在我国目前的证券市场，结构性的系统风险远大于个别风险，而系统风险的消减是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休戚相关的，行政、刑事责任的归责制度运用国家公权力的干预，有助于市场稳定，维护了市场的秩序和高效率，从根本上是保护了投资者的利益。但是
证券法作为一管理法，其中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任意性规范很少，传统的商事主体通过私法自治的自力救济其中已难见到，民事责任规定是投资者寻求法律救济的现实有效的重要途径，因此民事归责也应该一样受到重视，立法应充分重视民本位思想，扩大民事责任的适用范围，并与行政、刑事责任整合为一体，兼顾效率与公平。在根本长远与现实切近的价值取向之间，我国的
证券法归责制度应该能寻求到一种实在的均衡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