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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真状态下的共在——当咖啡遇上茶
如前所述，密尔自由观的背后存在这样一个价值预设：不存在绝对的真理，人类的理性具有局限性。因此，必然会出现这样一种现象：同一时空状态下多种价值的共存。价值的多元化必然会导致价值冲突的出现。对此，流行着这样一种危险的观点：最好的生活可能无法实现或难以达到，但可以无限的接近，因此，对于所有的个人来说，目标是一致的，即通过自己的方式去努力获致最好的生活。在密尔看来，“最好的生活”便是个人幸福与社会进步，在对这样一种最高价值目标达成理性共识的前提下，自由仅仅是对愚昧与落后的一种宽容。尽管密尔主张不同的民族及其人民应该探索属于自己的道路，但令人遗憾的是，其并没有把这种开放的观念应用到非西方民族中去。当密尔在讨论东方各民族时，他主张的是西方国家应该把他们的文明加于东方世界[8]。
这里，价值冲突是不完美的标志，不同价值观念之间存在等级层次。在这种思维的主导下，当某一民族确信其比其他民族更接近“最终目标”时，其便会运用已经掌握的“更高等级的价值观念”来同化其认为是“较低等级的价值观念”，差异性的存在仅仅是达致最终一致性的一个缓冲期，一旦确信掌握了“最高等级的价值观念”，自由与宽容也就不复存在。
根据邓正来教授的观点，当前世界结构下的中国参与其中是以承诺遵守“世界游戏”之规则为前提条件的，尽管中国同时因此获得了参与修改或重新制定这些规则的“对话”的资格，但是，勿庸置疑，世界结构的重心在于西方国家，“世界游戏”规则的修改与制定仍然是以西方社会“更高等级的价值观念”为依据的。[9]
正如邓正来教授所言：“长期以来中国是一个主权国家，但是自与西方遭遇以降还没有成为一个‘主体性的中国’。因此，世界结构中的中国的实质不在于个性或与西方国家的不同，而在于主体性，在于中国本身思想的主体性，其核心在于形成一种根据中国的中国观和世界观（亦即一种二者不分的世界结构下的中国观），并根据这种中国观以一种主动的姿态参与世界结构的重构过程”。[10]
因此，中国在参与当下的世界结构时，其根本的任务在于由“主权性中国”向“主体性中国”的转变，并且通过这种转变的实现，“主体性的中国”达致与世界结构下的其他文化主体“共在”的本真状态，即“自我与他人保持一定的距离，达到了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平衡关系，同时又能以我为主，回应他人”。[11]
【注释】 黄伟合：《英国近代自由主义——从洛克、边沁到密尔》，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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