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龄权——人格权的盲区——以年龄争议为发端
刘彤海
【全文】
一、问题的提出
年龄，与人的生命和身体相伴始终，他记载人和生命整个历程，是人的生命的历史刻度。因此年龄是人与生俱来的天赋人权，任何国家的
宪法、民法、刑法典没有也不可能忽视年龄问题，因为他关系到人的权利能力，行为能力，刑事责任诸问题。关于年龄问题,自古罗马迄今法学家们对什么是出生，什么是死亡还在争论不休。年龄不仅仅是法律上的问题，而且关系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受到其他学科的广泛关注，人类学家研究人的寿命在不同历史阶段的长短，社会学家则把年龄与社会生存环境联系起来进行考查，人口学家研究人的年龄分布和人口老化问题，政治家研究组织结构年龄的合理搭配问题，劳动和人事部门研究就业与多大年龄适宜退休问题。
中国是人口大国，虽然历经五次大规模的人口普查，但对于年龄统计的真实性不无疑虑，在农村，因为医疗条件的限制，一般都由接生婆接生，无医疗出生记载，且农村习惯大都记农历，不记公历，户籍管理也不规范。特别是由于某种利益的趋动，诸如结婚、生育、入伍、入学、招工、参军、提拔、退休等，改变年龄的屡见不鲜，有的将年龄改小了，有的将年龄该大了，随之而来的年龄争议日渐增多，然而在我国对年龄纠纷，却无法可依。法学家们在论述年龄问题时，也都千遍一律的照抄法典和成说，对于因年龄真实性引起的争议如何处理却惜墨如金。笔者认为年龄是人格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受到民事法律的规范和调整，也应有民法理论方面的深入探索和讨论。可惜，国内关于人格权的法学论著都未涉足该领域，可以说是人格权的一个盲区。
笔者近日遇到的一起年龄争议案件，就陷于了困惑。为了便于说明问题，现将案例介绍如下：安xx,女，1938年12月18日出生于四川省邛来县人，曾在北京某研究所任副研究员。早在1952年安女士因报名参军，故将出生年龄改为1933年12月，后未被批准入伍，但档案年龄一直延续下来，因未影响上学、招工和提干，也未引起安女士特别注意。安女士户籍年龄和身份证年龄为1933年12月出生。1995年安女士所在单位突然通知本人退休，因其未达到退休年龄（提前了四年），遂与所在单位交涉，未果。安被强令退休，当时退休工资仅六百余元，为此安女士开始了漫长的上访之路，最终亦未得到妥善解决。无奈之下，她于2004年9月向北京某人事仲裁机构申请仲裁，该机构以无法律依据为由，不予立案，安收到不予立案通知书后，又在东城区法院提起诉讼，诉请变更年龄，补发工资等。该院也同样送达了不予受理裁定书，理由是仲裁机构未进行实体裁决，立案无法律依据。安不服，上诉到北京某中级人民法院，亦维持原裁定。于是安女士陷入了困境，所有的救济渠道几乎穷竭。我接受该案后，认为可以改变诉求，直接起诉到法院确认安的真实年龄。然而，法院却以不属于法院收案范围不予受理，并口头告诉到派出所去解决。安的实际年龄户籍和身份证已经户籍部门确认，找派出所何用？因此，该案引起笔者深刻的思索，这是诱发撰写本文的直接原因。
二、我国目前关于年龄确认问题的有关规定
（一）、关于职工退休年龄的政策规定
1、
劳动部办公厅关于核定职工退休年龄问题的复函（劳办发<1993>8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