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来看主体标准。正因为主体在过错构成中处于支配地位，是最重要的一个构成要素，所以在认定过错时，主体也应该作为首要的标准；而主体在法律上的区分是以行为能力的有无为前提，因此，以主体作为认定标准首先也要考察主体的行为能力。譬如我们不能评判一个三岁小孩或精神完全失控的精神病人的过错。过错之存在，须以行为人有注意能力，即以理性人为前提；无注意能力是无过失可言的，所以法律以理性人为调整对象[17]。这里所谓的理性人即是指能够控制自己的行为和“能够鉴别、判断、评价、认识真理以及能使人的行为适合于特定目的的能力的人”[18]。在确定了主体是否为理性人即是否有相应行为能力之后，还得进一步考察主体的身份和职业。例如，一个尚未结婚的人是无所谓对其婚姻关系有过错的；同样我们也不能说某位律师具有医疗上的过错。因此，主体的身份和职业也应该作为主体标准的一个组成部分。
　　再来看客体标准。由于过错体现了法律对行为人行为的否定性评价，因此，法律即客体要素自然应该作为过错认定的一个标准；而法律的基本内容是权利和义务，于是，以法律标准来认定过错时，即可以行为人对权利的行使和义务的履行为界；凡正当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的行为，是法律所肯定的，即无过错；反之，则为过错。但需注意的是，由于每部法律因其所调整的主体不同，其所设定的权利和义务也是不一样的。在认定过错时，我们只能根据不同的主体来选择与之相对应的法律，而不能错位，因此，从这一点上来说，在认定过错的客体标准中实际上也包含了主体标准的因素。
　　在法学界，有人基于侵权制度所调整的社会生活范围的极端广泛性，各种加害形式的无限多样性，认为给过错下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精确定义是不可能的[19]。因而认为在认定过错时，“必须考虑社会中政治的、伦理的、经济的等诸多因素”[20]，应该“按照一个普通的人关于正确行为的认识，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况，依照法律精神、立法目的， 斟酌社会情事和需要”[21]，而不仅仅依靠法律。但在我们看来，由于政治的、伦理的、经济的等诸多因素以及社会情事和需要，在现代法治社会中都处于法律规范所调整的整个法律框架之内，它们是受制于法律的，其对过错认定的影响最终必得借助于法律才能实现。换言之，如果这些诸多的因素没有上升为法律，则它们就不能作为认定过错的标准，否则便违背了法治的一般原理。说到底，“过错问题不是事实问题，而是法律问题”[22]，因此，在过错认定的客体标准中应当排除非法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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