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学者吴从周即赞同此译名，对此译名的说明，可参见吴从周著：《论民法第一条之“法理”——最高法院相关民事判决判例综合整理分析》，载《东吴大学法律学报》第15卷第2期，第29页。主张泽为“法律信条论”者，另外还可参见（德国）亚图·考夫曼着：《法律哲学》，刘幸义等译，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二章：法律哲学、法律理论、法律信条论；陈妙芬著：《Rechtsdogmatik——法律释义学，还是法律信条论？》，载《月旦法学杂志》第58期，2000（3）。
这种混淆和误用，可参见葛供义：《法与实践理性》，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30页以下；何勤华：《20世纪日本法学》，商务日书馆2004年版，第69页。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后文在援引台湾学者文献时，其原文中的“法释义学”其实应为“法教义学”。
参见（美国）哈罗德·J·伯尔曼著：《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贺卫方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186页。在欧陆法当中，与legal dogmatics相近的还有德语词rechtsdogmatik与rechtswissenschaft、法语词scientia iuris。另外一个跟法教义学相关的词是legal doctrine或doctrine of law（意思是“法律学说”、“法律原则”、“法律原理”）。它包括了一些专业性的法学论著，其任务是对现行有效法律予以系统化和解释。参见Aleksander Peczenik，A theory of legal doctrine，in Ratio Juris，Vol.14 No．1，March 2001（75－105）。
参见（德国）汉斯·海因里希·耶赛克、托马斯·魏根特著：《德国刑法教科书》，徐久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56－57页。西方法学家区别了实在法（de lege lata）的认知性探究和对立法者的正当性规诫（de lege ferends），尽管这个区分亦并非截然分明。Aleksander Peczenik and Jaap Hage，Legal knowledge about what？in Ratio Juris，Vol．13 No．3 september2000（32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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