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主持开设这门课程？——《西方法政哲学演讲录》导言
高全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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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开设《西方法政哲学》这门课程或系列讲座，对我来说，不是一个随便的想法，而是一个蕴藏已久的想法。由于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主要的精力在于学术研究，其间虽然偶尔也到大学做个演讲、报告什么的，但大多是专题性的，不可能有系统性的考量。当有一天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王轶教授与我谈到他所在的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准备搞一个交叉学科的系列讲座，希望我组织并参与讲课的时候，我感到非常高兴，于是向他谈了我的有关开设《西方法政哲学》的系统想法，并且得到了他的高度认同。在王轶教授的努力下，人民大学法学院和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的领导王利明教授和杨立新教授很快就批准了这门系列课程的开设。随后，我在与北京大学法学院张千帆教授的交往中，谈到了我在人民大学主持开设这门课程的事情，没想到他也很感兴趣，没过多久，他就向我转达了北京大学法学院有关领导的意见，欢迎我在他们学院的
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也主持开设这门课程。与此同时，我与李强、王焱、徐友渔、韩
水法、曹卫东、刘澎等学界的朋友们进行了广泛的联系与沟通，他们非常支持我的想法，并表示积极参与这门时至今日在中国任何一个法政学院都没有系统开设过的课程。这样一来，2006年度的第一学期，在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学法学院
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我分别主持开设了《西方法政哲学》系列讲座这门课程。
一门课程、一个学术团队在中国两家最好的法学院同时推出，记得在我们精心组织的课程安排表及附件在各大学术网站一经贴出的时候，曾经引起了不小的震动，有学子感言这是国内目前最好的法政哲学讲座，也有数十封电子邮件询问听课事宜，对此我心存感慨。在今日中国居然还有如此敏思好学的青年们，我们作为老师的，更应该恪尽职守，尽我们的所能解疑去惑。能否把我们的课程搞成全国最好，这是我们的努力方向，要经得起同学们的酷评。在此我感到有必要对同学们做个交待，即我为什么要策划、组织这门课题。我想概括起来大致有如下三个方面的考虑，我不敢说它们表达了我们七位讲课老师乃至两家法学院的共同想法，但在很多方面我们是有共识的，至少它们是我主持开设这门课程的初衷。
第一个考虑，是有关学科体系分类方面的考虑。目前中国的学术正处在一个艰难的转型时期，很多学科都越来越专业化，越来越与西方现代的十分完备的学科体系相接轨，但是我们所面对的和要处理的很多问题，尤其是一些根本性的政治、经济与法律问题，却是综合性的，需要不同学科之间的积极协作才能完成。我在自己的多篇文章和演讲中都曾谈到这个问题，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很类似于西方社会从封建制转向建立民族国家的转型时期，中国从1840年开始一直到现在，并没有完成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与完善这样的历史使命。而与这个历史时期相对应的学术，在西方的所谓现代性进程中，它们的学科体系并没有像20世纪之后所出现的那样日益分殊化和专业化，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西方学术科目的分类远没有当今这么细致。我们这门课程中所讲的很多思想家，可以说他们都不是单纯的某一个学科或者领域中的专家，几乎都是涉及多个领域的思想家，比如像洛克、休谟、卢梭、康德、黑格尔、托克维尔，乃至当今的罗尔斯、哈贝马斯等，都具有这样的学术禀赋，属于百科全书式的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