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评论2007年：私力救济式的暴力维权为何层出不穷？
胡健
【关键词】私力救济；自治精神；协商
【全文】
这些天，我所居住小区的周边连续发生了好几起小区业主“暴力”维权的事件。有两起由于赶上了“现场”，更是给我留下来深刻的印象。一起发生在小区东边的××花园，开发商为了强迫业主购买或者租赁高价的地下车位，在周边可以停车的道路两侧安放了路障，百余名业主忍无可忍，自己动手，砸毁了400多根路障，以示对高价车位的抵制和抗议。另一起发生在小区南边的××苑，由于邻近的另外一个小区“以邻为壑”，以维护治安为名擅自在通往二环路的市政道路上筑了一道墙，××苑一千多户居民每天上班得绕道一两公里的路；多次沟通无果的情况下，百名业主轮番上阵，连砸带敲，硬是推倒了横亘一年多的“柏林墙”。
小区的冲突在大城市中已经屡见不鲜，随手GOOGLE搜索一下，竟然有13万多个相关网业。但耐人寻味的是，在法制意识逐步深入人心的今天，为什么小区业主选择了这种私力救济式的“暴力”维权？
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纠纷解决机制的演进，公力救济逐步替代私力救济，成为权利救济方式的主流；一个社会有序发展的重要表征就是国家替代公民定分止争。私力救济是被历史证明为落后和不合时宜的，由于不具有权威性，并且没有国家政权如此高的公信力作为后盾，私力救济往往落入“冤冤相报何时了”的怪圈。而公力救济则与之相反，国家干预社会成员的纠纷，以第三者的身份解决纠纷，用国家力量取代“私力救济”，尽管在历史上“公力救济”具有很大的任意性，国家注重强力裁判和社会稳定的维护，并不特别关注冲突主体的权益保护；但随着启蒙思想、法治思想的发展和弘扬，国家的公力救济逐渐具有了维护冲突主体权益、保障公民权利救济要求的根本性质。而公民作为纳税人，向政府寻求公力救济的途径，更是理所应当。
但不少小区业主在遭遇冲突纠纷之后，并没有寻求公共安全部门、居民自治组织、市政规划部门的介入，而是在出离愤怒的怨气之下出现集体无理性，甚至用“暴力”形式来维权，试图通过私力救济来平息冲突。原因究竟是什么？难道仅仅是一种憋屈心情的宣泄或者是法不责众的心理？恐怕并不是这样的简单。
本应优先选择的公力救济在实践中并不如“私力救济”更为有效，恐怕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一是公力救济的途径不畅通。小区的事，似乎很多部门都可以管，但真的要管，还真不知道找哪个部门更合适。政府只有提供一个明确的救济途径，才能指引民众选择公力救济而非暴力维权。二是公力救济成本比较高。人都是具有经济理性的，买东西也好，解决纠纷也罢，当然不选贵的，只选对的。三是公力救济效率比较低。正义不仅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更要在合理的期限内实现，迟到的正义不仅不是正义，而且是对正义最大的嘲弄。但小区的冲突和纠纷，居民自治组织往往没有能力管，行政机关往往没有动力管，司法机关的诉讼机制往往又是远水解不了近火。正因如此，业主才会放弃寻求公力救济，自己动手，解决问题。
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深化，各种生活要素的主要提供者渐渐从组织、机构转变为市场，而人也慢慢从各种形式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包罗万象的“大院”、“新村”渐渐在消失，五脏六腑俱全的社区成为现代城市人主要的生活空间。一种旧的生活方式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但新的秩序并没有立刻建立起来，正是这种缺失，引发了很多新的矛盾和冲突。作为城市的一员，我们自愿或者被动地接受社区这样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但自治、谈判、妥协、沟通的能力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建立业主委员会无疑是构建新秩序的第一步。我们试图通过建立业主委员会形成集体的力量，抗衡无良的开发商和霸道的物业，但却时常事与愿违，最后不得已还是全体上阵，暴力维权，私力救济。一切又回到了原点。我们似乎忘记了，新的秩序并不意味着抗衡，更多的应该是自治的水平、谈判的艺术、妥协的技巧和沟通的能力。
